本文作者秦福铨的父亲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胞弟。秦邦礼1927年参加革命，曾任国务院对外经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作为博古的侄儿，秦福铨得以从严扑、蔡畅、、帅孟起、陈昌浩、张琴秋等革命前辈，特别是从父亲与伯父最熟的战友潘汉年处得知许多关于伯父秦邦宪的情况。作者黎辛1942年到1946年，在秦邦宪为社长的延安《解放日报》担任五年多的副刊编辑，听过博古在整风与传达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时所作的检讨，平时也向他请教过一些历史问题。为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作者秦福铨和黎辛撰写此文，首次批露了关于博古交权以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5年2月5日，秦邦宪向周恩来交出三颗印章后，说：“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保证完成任务。”秦邦宪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的职务，重要的会议都参加，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是长征期间中央和红军的四个主要领导人之一。3月11日，由张闻天与毛泽东建议，常委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指挥军事的最高领导小组，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组。从1月29日到3月22日近两个月的时间，为躲避敌军的追堵，中央红军紧张地行军，四渡赤水，故意走弯路。由于行军疲劳，部队出现了牢骚话，有的说情愿作战牺牲，不愿走路累死。这时林彪向张闻天写信，要求撤掉毛泽东，由彭德怀代替。于是，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县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都发了言，表态支持毛泽东。
关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与张国焘闹分裂作斗争，1936年9月23日秦邦宪与潘汉年谈心时对此作了回忆，现根据潘汉年的转述摘录如下：
“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跨出的第一步。毛泽东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管电台的电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但是部队指战员中，因不了解敌人的动向，开始有人对‘打腿仗’出现不满，整天急行军。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也开始不满，反对毛泽东兜圈子，同敌人玩捉迷藏的战术，使部队来回走不少冤枉路。林彪还为此给张闻天写了信，要求更换军事领导人，提出把毛泽东换下来，让彭德怀上。
“面对这个情况，是我（指博古――编者注）和周恩来两个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面做工作，和大家解释，总算把此事平息下去了。
“1935年3月10日，毛泽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提议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中央军事小组，全权指导军事行动，成为全党全军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于是，‘军事三人组’取代了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这是毛泽东跨出的第二步。这时他已不再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帮助者’了，而是真正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只不过还没有正式明确罢了。
“1935年5月9日，红军渡过了金沙江，12日攻克会理，‘三人组’决定在会理休整一周。同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前阶段干部中，有人对军事领导不信任要求改变指挥者，甚至给党的负责人写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会上毛泽东点名狠批了林彪。他是毛泽东在四年内亲手从一名副营长提升为军团司令的人。毛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土城硬拼，我们吃了亏就要长一智，不和敌人硬顶，就得绕点圈子，就得多走点路，这你就受不了啦？就要反对军事领导人，就要把毛泽东换下去，难道你要军委听你指挥？你太自不量力了。’毛狠批了林彪，也就把其他军队领导干部震住了，杀鸡吓猴取得了成功。
“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和我都发了言，都表态支持了毛泽东。我认为在目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和红军内部绝对不能发生分裂，必须上下一心，共度困难。四渡赤水、过乌江、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支持他。
“于是在这个会议上，正式明确了毛泽东是军事小组的负责人。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林彪推了一把，使毛泽东完成了第三步，成为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党内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
会理会议后，为贯彻中央与“三人组”的决定，秦邦宪写了大量文章在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渡大渡河前，22日写《强渡大渡河》；过河后，总政发出《关于渡过大渡河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这时已到与四方面军会师的前夜，秦邦宪又写了《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师去》，发表在总政《前进报》创刊号。下面是秦邦宪的口述：
“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但张国焘不满，在两军统一的行动方向上，张国焘不同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坚持创建川康根据地。
“会后，张国焘和陈昌浩分别来找我和凯丰，了解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张国焘说遵义会议的决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等。我和凯丰都义正词严的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告诫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不要搞分裂。同时我还对张国焘的旧军队习气提出了忠告，劝他改掉军阀作风等。
“特别是刚到懋功，我就收到李先念转交的曾中生写的一封信，并要我保密。曾中生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中央，反映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意见，批评了张国焘，被张国焘诬蔑为‘托陈取消派’，从1933年8月起遭到非法逮捕和长期监禁。1935年3月带着手铐，随红四方面军进军川西，得知党中央到了懋功，就写信给我(因为他不知道遵义会议的事情，仍认为我是中央负责人)，要求调离四方面军，请中央给他安排工作。我看完信就转交给了周恩来请他处理(但因对曾另有看法，当时未处理)。但我总觉得张国焘这个人专制得太过分，怎能这样对待一个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有功同志呢。所以在与张国焘交谈中，我反问张国焘，你对曾中生同志的事准备怎么办，人家只是写报告给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有多大的错误嘛，关了两年还不放。这一下把张国焘惹翻了，气呼呼地走了。
“陈昌浩和我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在‘中大’时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过去一直相处甚好。这次也因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了。陈昌浩是搞政治的，是四方面军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廖承志是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就因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被开除党籍，从1934年12月关押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仍在押解中。听了李先念的‘透风’后，我心情很是悲愤。在和陈昌浩谈话时，我很气愤地问他：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难道连自己的秘书长都不救，对张国焘的家长制、军阀作风就熟视无睹，听任他这样横行霸道下去，你的党性何在？陈昌浩无言以对，只好告辞。
“事后，毛泽东知道了，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但是张国焘、陈昌浩对我的反感大了。7月18日，政治局又在黑水县芦花召开了会议，张国焘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最后张国焘的权力之争，得到了周恩来的让步，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了张国焘。还发布了军委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由朱德兼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
“但张国焘仍不满意，坚持要任军委主席，由陈昌浩任总政委，徐向前任副总司令。于是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又开了三天政治局会议，最后我决定让出总政治部主任由陈昌浩兼任。并成立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样，使张国焘这时不再争职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为此8月19日毛泽东又提议开了个政治局常委会，目的是把几个常委团结到一起。会议开得很短，主要由毛泽东谈了如何对待张国焘错误问题，接着常委分工：张闻天管组织，毛泽东管军事，我负责宣传，周恩来帮助毛泽东管军事并兼任一方面军司令与政委。至此，毛正周副领导军队，就明确定下来了。”
9月9日，张国焘向常委会提出拒绝北上，并密电陈昌浩，“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叶剑英得到密电，立即赶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看，毛立即找秦邦宪、张闻天与周恩来，商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秦邦宪说“没有想到张国焘这样坏”，并与张闻天通知叶剑英离开四方面军，直奔甘肃俄界。秦邦宪对叶剑英说：“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泽东，又把军委家属队拉了出来，人家恨死你了，会放过你吗?”9月11日到了俄界，秦邦宪见到叶剑英后高兴地说：“老叶，好险啊，你昨天走不久，路上有四条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那里，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把他打死再说!”叶剑英紧紧握住博古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昨天提醒了我，是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到达甘肃以后的战略方针，决定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毛泽东任政委。9月20日，部队到达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与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会合的消息。部队在哈达铺买东西，拣到一张7月份的报纸，其中报道：“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9月27日，抵达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去陕北落脚。秦邦宪立即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提出建立苏区根据地的任务，登在《前进报》第3期上。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在11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与陕甘边红军会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组建政权的问题时，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礼尚往来么，这次成立苏维埃政府，理应由秦邦宪任主席。”周恩来拍手赞成。
秦邦宪在自己所写的《十个问题》一文的第四个问题中，剖析了自己与李德的关系：“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冬)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艾佛尔托曾是德国调合［和］派领袖，由于这而被捕，甚坚决，1938年在重庆见《评论与新闻》(前名《国际通讯)上［共产］国际发动营救运动。李德据恩来回国报告，两人以后情况不知。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应当受党的处分。但我和他的关系，绝无其他任何关系。”
这说明，李德是共产国际正式派来的军事顾问，远东局即远东部，是共产国际领导远东地区各国党的工作部门，米夫在远东局当过副主任与主任，艾佛尔托即后来说的曼佛里德?斯特思，是远东局驻上海的负责人，也就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党的顾问，李德是他的助手。李德任军事顾问，是王明提出，艾佛尔托同意，并报共产国际批准的。李德在上海做艾佛尔托的助手时，对中央红军作战提过一些建议，秦邦宪在《十个问题》中的第一个《路线问题》里，曾批评过米夫的霸道作风，因而秦邦宪说他“放纵其越权”，但和李德“绝无其他任何关系”是可信的。秦邦宪“放纵”李德，是因为他认为李德忠于共产国际而又愿为中国革命献身，作战勇敢，又能风餐露宿。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取名李德是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又名华夫，意思是中华的男子汉。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战勇取，有理论修养，读遍德文与俄文的军事书籍，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李德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央苏区，满腔热情，想大干一场，开创“争取几个大城市开始一省与数省胜利”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超过以前共产国际顾问所做出的成绩，表现他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忠贞与坚定。可是，李德对中国革命的困难估计不足，他让中国红军与国民党军“堡垒对堡垒”、“突击”硬拼，不适合中国国情。
渡湘江后，李德坚持按照原决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解决无后方作战，伤病员不能安置，新兵无来源，粮食、服装、雨具难筹措，枪弹只有打仗才有缴获，敌人后追前堵，不能休整，长期流浪等问题。李德想的有道理，但他没考虑死打硬拼往湘西危险大，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再消耗，怎么办?李德的威信减弱了，意见孤立了，最后失败了，向秦邦宪发出“坐轿子的反而埋怨抬轿子的”怨言。但在遵义会议后，李德没有埋怨，后来时常改变行军目的与计划，走弯路与反复走路，也未散布“逃跑主义”等言论。
在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的时候，李德是反对分裂的。红军远征到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红军大学当教员。一天早晨，红大师生集合起来准备出发，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骑马来了，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四方面军的干部跟四方面军南下，不随中央与毛泽东、周恩来北上，北上是逃跑。红大的队伍立即开始混乱，有几个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要跟李特走。李特也在苏联学习过，而红军中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的不多，所以李德和李特两个人的私交不错。现在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其马头，痛斥他的分裂言行，两人动起手来。李德身材高大，一把将李特拉下马。李特骂李德“霸道”，李德骂李特“流氓”，说没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能把部队拉走。这时毛泽东、彭德怀过来了，毛泽东说一方面军也好，四方面军也好，不都姓红吗？为什么要打架呢?留着力气打敌人吧!紧张的场面平静了。毛泽东接着说：“谁愿意北上就北上，愿意南下就南下，绝不强迫，捆绑不成好夫妻，革命自由。”李特大叫说：“你们从江西一直逃跑，现在还要逃跑，你们犯了大罪。”李德怕李特难以控制情绪，耽心他铤而走险，便从身后将李特一把抱住。毛泽东说：放开他，让他走。彭德怀说：这一次李德表现很好。
李德最终改变了一些错误观点，但也仍然坚持一些错误观点，中共领导人对他在中国的表现是不满意的，1939年以后曾经向共产国际作过多次反映，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有许多记述。
1939年8月27日早晨，李德在延安的窑洞还没有起床，张闻天派通讯员叫醒他，递给他一封信：“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说：“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丽莲告别”，“向机场飞奔而去”。原来是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要他同去。来机场送行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等许多人，与周恩来同行的有妻子邓颖超和他们的养女孙维世。李德说“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周恩来在一旁插话，答应到莫斯科后争取一下”。李丽莲没有去成苏联，后来与原夫破镜重圆了。
来源：《党史文苑》2006年21期，作者秦福铨 黎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旧报刊剪辑）：揭秘：博古交权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