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篇人物特写,写的是我与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两次会面,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仅仅隔了3、4年,中美关系就由“合作伙伴”变为“竞争对手”,我与奥卿对话的语境已时过境迁,有些话似已毫无意义。但出于两个原因,我还是愿意把它修改后重新发表出来与大家共享:

一,特朗普上台后,我只看到两则有关奥卿的消息,一则是她反对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二则是她与基辛格等11名知名顾问被特朗普从国防政策委员会开除。发此文,是为了表达对奥尔布赖特的慰问,尽管我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但真诚无需论斤称两。

二,特朗普执政四年,他那些毫无底线的对华打压,伤害惹怒了中国人民,引起中国社会的普遍反感。但是,读者可以通过我的文章,理性地了解下美国政治家在卸任后的行为、举止、言谈,往往跟在位时的鹰派形象是很不一样的,因此民间外交大有可为。

女人总有负疚

2014年12月15日,我在“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论坛”上致完辞后便匆匆赶往机场,将近四点回到家中,忙不迭地梳洗打扮,穿上一件网购的墨绿色收腰连衣裙,戴上我唯一算得上高级的首饰,一对珍珠耳环和一条珍珠项链。觉得有点冷,便找出个披肩随便披上,被女儿嘲笑像俄罗斯大妈,“咱们得像法国女人!”也神了,经她重新把披肩摆弄了两下子,那感觉的确不一样了。

如此隆重地打扮自已,是因为晚上要见一个人——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今晚,中国市长协会要与奥尔布赖特任外交大使的美国康宝莱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中国市长培训合作协议,我和奥尔布赖特同为见证人出席。

我与奥卿(她属下对她的称呼),2012年曾在美国使馆骆家辉大使的宴会上有过一面之交,她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淡定低调,可惜那次没有机会交谈。

七点,我准时赶到威斯汀酒店。奥卿终于来了,她矮小而瘦弱,跟上次一样,穿深色裤装。如果不是化着妆,戴着首饰,那她简直是太朴素了。她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的胸针、也是最会用胸针的人,人们都知道她每次佩戴的胸针都会表达特定的含意。今天她戴的是一枚银制马型胸针,表达出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因为今年是中国的马年。

 

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望着这位曾经的“最有权力”的女人,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她没有希拉里的气势,也没有赖斯的韵味,但她气定神闲,从容不迫,不怒自威,那种强势是骨子里发出的。

除了是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外,她还担任过很多重要工作,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面对那么多外国元首,她捍卫美国利益不遗余力,尤其舌战强人萨达姆,气的老萨骂她是毒蛇,而第二天她就别上蛇型胸针去开会。但今晚她展现的是柔性的一面,随和友善,愿意与别人分享她的故事,也认真去倾听别人的讲话。我们预计宴会时间是一小时,但我俩聊了超过两小时还意犹未尽。

也就是唠家常,她说她是怎么在完全无准备中当上国务卿的。当总统助理告诉她克林顿次日早上要给她打电话时,她便早早起来,迟迟盼来总统电话,并二话没说就应允了当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她还讲了她的故乡捷克,二战中父亲怎样带她逃往美国。她父亲后来在丹佛大学成为赖斯的导师,“我父亲很伟大,他培养了两位美国的国务卿。”

她很健谈,但也愿意倾听。她让我讲述自已的故事,我告诉她我父母是忠诚、有牺牲精神、一心要救国救民的共产党员,文革中家破人亡。

因为女市长的缘故,我们还谈了些女性话题。她问我女市长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说在一些小城市,经济欠发达的城市,女市长多来自基层,她们的压力大多还是性别上的潜在歧视以及自身的局限,如知识结构,宏观的视野等。但大城市的女市长文化素质高,很多来自高校,有博士、硕士头衔,她们的压力与男市长一样,是工作层面的。今天的中国女市长已解决了事业和家庭的矛盾,她们都既勤奋工作又重视家庭。

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奥卿说天下女人都有种负疚感,工作时觉得欠家庭的,在家又觉得欠工作上的。到她这么显赫的地位还存在这个问题吗?后来我查了下资料,才知道,奥卿从著名的韦尔斯利大学毕业仅三天就结了婚,并育下三个女儿。她在做着家庭主妇的同时,一刻也没忘记自已的从政梦想,用整整13年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硕士、博士。但她事业的成功却导致了婚姻失败,丈夫弃她而去。1982离婚时她已45岁,但后来居上,她先后在里根、卡特任上当过高官,直至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国务卿。正因为她这段经历,才让她发出“女人总有负疚”的感叹吧!

中美谁也离不开谁

奥卿毕竟是位城府很深的政治家,她还是很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如中国农村人口的迁移,进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有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一无所有者……我告诉她小城镇建设,取消户籍制度,改收容制为救助制,土地流转等概念。我对她讲“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沿海一带至少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外国舆论认为这些人会闹事,中国会大乱,但事实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说到此处我有意卖了个关子。“两千万农民工上哪儿去了?”奥卿显然流露出了很大的好奇。“两千多万农民工回到家乡了,依靠土地生活。土地是几亿农民工最后的一道生存保障,所以中国政府特别重视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听到这儿,奥卿说“看来美国也不是那么完美的。”她话锋一转“你们都知道美国近来发生的弗格森事件,的确我们有很多的麻烦,但我们允许人民批评,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显然是有所指的,话中的含意我懂。(编者注: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18岁非裔青年迈克尔·布朗遭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枪击身亡。这一惨剧引发了当地大规模抗议活动。2014年11月24日,在陪审团作出不起诉威尔逊的决定后,抗议示威再起,并升级为暴力冲突和骚乱。)

虽然早已退了,但奥卿心里还是放不下大事,她居然问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这问题对我来说太大,但我还是接招了,我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定位中美之间是新型大国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个人认为中美谁也离不了谁,关键是两国误解太深,美国认为中国崛起会搞霸权,其实,中国永远不会走霸权之路,这不是策略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基因决定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中庸之道,也就是不出头不极端,连毛泽东都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瞧我这官腔打的!)

“是的,中美谁也离不开谁。”奥卿说。她其实对中国很了解,1978年就访问过中国,她还首次带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间交流,对中共严密的组织和党务运作印象深刻。“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共每个党员都在其组织之中,而在美国,我们甚至不知道民主党或共和党究竟有多少党员。”她这次来华又将与中央党校座谈讨论,发表演讲,说明她对中国的了解,已经从国家层面,深入到执政党层面。

告别时她友好地吻了我的双颊,并邀我去美国时到她家做客。

 

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不久后,我收到奥卿的一张明信片,在专用的卡片上,她用漂亮的花体英文手书了如下一段话:“非常高兴可以与您在北京见面。我认为我们的探讨非常成功,同时也显示出我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我期待着在您下次来访美国时能在华盛顿接待您并继续我们的友谊。

我则有点失礼,直到次年七月份才复她信。我写道: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女性,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见到您,并毫无拘束地谈了那么久。作为曾是全球最有权力的女性,您的平等待人,睿智健谈,从容与优雅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甚至我注意到了那晚您特别佩戴的一只银马胸针,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之情,令我非常感动。

中美是两个伟大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向美国学习。如果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彼此友爱,那么国家间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2016年3月2号,我接到奥尔布赖特的第二封信,信中对2014年中国市长协会与美国康宝莱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表示赞扬。在信中她写道“当前正值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关键时期……我很高兴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目标一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在信末尾她告诉我“非常期待能够在今年六月份访问北京期间与您相聚。”

今天玛德琳戴的是什么胸针?

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如我们所愿,2016年6月16日,我与奥尔布赖特在北京再相聚。我俩作为中美双方的团长共同参加“提升女性领导力圆桌论坛”。圆桌会议的议题有三:一,领导的性别差异;二,如何培养女性领导力;三,平衡的艺术。

会议的主持人是浦东干部学院的张素玲教授,她清秀的外表和温柔的声音,非常符合圆桌会的气氛。

中方出席的是一批女副市长,有南京的华静,青岛的栾新,乌海的冀晓青,鹤岗的徐颖,邯郸的侯华梅,灵武的韩番璠等,这些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和地区特性。这几位女市长不仅年轻亮丽,温婉又不失英气,而且素质也高,有的来自高校,有的是海归博士。由于女市长普遍任职时间长,大多能干满两届,因此对自己的城市有深入的了解,对市长工作有深切的体会,所以能够娓娓道来,谈吐大方得体。

美方主要代表是德国著名制药企业默克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葛丽鹤女士及她的团队。奥卿参会时穿的是黑色裤装配低跟鞋,三次见她都没穿裙子,但不妨碍她女性的特点。这次她除了精致的妆容外,引人注目的就是珠宝的搭配,她选择了珍珠系列,别开生面地围了多层细珍珠项链,配细珍珠盘的耳环。手腕除了手表外,还有四、五条宝石和金属的手链,有种年轻人的时尚。珍珠高贵而内敛,不给人以堆砌之感,难怪英国女皇和撒切尔夫人都这么钟爱珍珠饰品。

最关心的还是她今天佩戴什么样的胸针?能把装饰用的胸针变成战斗武器,古今中外可是非奥卿莫属。在联合国任大使时,常有人问她“我们今天谈什么?”她会说“看看我的胸针就知道了。”在一些气氛较好的场合,她会戴花呀、气球呀,各种美丽图案的胸针,而在另一些场合,她会戴一些凶恶动物的胸针。用毒蛇胸针回怼中东强人萨达姆的故事世人皆知。

为了活跃会场气氛,我说“大家都知道你是全世界拥有最多胸针和最会用胸针的女人。刚才我收到一条微信,拜托我看看你今天戴的是什么样的胸针?我可以告诉大家,玛德琳今天戴了一只猴,特别可爱的一只卡通猴,说明她对中国民俗的尊重,因为今年是中国的猴年。”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们都喜欢做女人

葛丽鹤发言,开门见山就说“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小小个子的默克掌门人,穿着名牌套装,蹬着一双“恨天高”,却是如此霸气侧漏的一个女总裁!

在这个女权主义者的强势领导下,默克药业全球五万名员工中,女性占到50%。全球大企业,没有哪个能给予女性如此的重视。葛丽鹤说她相信女性对工作的付出和奉献有特别的方式,对事业也有格外认真的追求。她说“让这么多女性进职场,并不是因为我想做好人,而是我意识到多样性是促进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奥卿高度评价葛丽鹤:“默克在推进全球女性健康事业和公司内部女性领导力的提升上不遗余力!”权力仅次于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在联合国作风强悍的美国利益代表者,到这份儿上,男人见了都怕,谁还会在意她的性别?可此刻,奥卿却轻声细语地说“我喜欢做女人,不想成为一名男人,不想穿的跟男人一样。我喜欢珠宝,喜欢女人的打扮。”奥卿在任联合国大使时,曾踌躇满志地谈起自己欲与男性试比高的雄心壮志,提起她的那些男性同行:“我既嫉妒他们, 又同情他们, 他们看起来太相像了。”她还面带微笑地向同行表示: “我很喜欢这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感觉。”奥卿讲这话时小女人味十足,不过很可爱!

奥尔布赖特非常看重“女人要帮女人”,这是我特别敬重她的一点。她谆谆告诫中国女市长:“在美国,我们说走向成功的路是一个台阶,是一个梯子,很重要的就是你爬上去了之后,千万不要把这个台阶拆掉,不要把梯子拿走,因为你还要支持后面的人。”她不仅这样说,也是率先垂范这样去做的。2008年时,她就曾全力支持希拉里冲击总统宝座,时过8年,她再次为希拉里助威。她有一句口头禅:“对于那些不帮助别的女人的女人来说,地狱中为她们特别留有一席之地。”好飒!为她点赞,看起来她强烈的女性意识是一贯之的。

关于沟通的艺术

   奥尔布赖特是著名国际活动家和政治家,又在联合国担任过美国大使,所以在“沟通”这个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她说“我认为沟通当中一个重要层面来源于倾听。为了更好的沟通,你必须先尊重对方,去了解对方的想法。”这点我在与她的第一次接触中就有所感受,她实际上巧妙地掌握着谈话的节奏,虽然她曾说过“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发声,一旦发声就停不下来。”但她更喜欢用“分享彼此的故事”这句话。

在我讲话时,她会平静地看着我,专注地倾听,让我既感受到了尊重,同时又不忍说的太多,怕占用她的时间。她也很喜欢“讲故事”,却又不会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她会恰到好处地将话题又抛还给我。这让我联想到中国,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不懂“倾听”,不把善于“倾听”当成一种领导艺术。我也是,常常会打断别人讲话,迫不及待地发表个人见解。听听奥卿怎么说,“自信怎样展示呢?是通过你可以听不同的声音,这才是自信。所以我愿意聆听别人如何说。”原来善于“倾听”来源于自信。

她还讲了她的另一个体会:“一种更大的沟通就是当你和一大群人进行的沟通,不管这个群体多大,要让他们了解你想说什么,我特别喜欢说话,我觉得在一大群人面前清晰简单地讲清楚自已的观点,这是我特别愿意做的。”

奥卿的第三个沟通经验是“幽默”,她认为在沟通上幽默是很重要的元素,“我喜欢用幽默来让人们听我讲话,这就是胸针故事的来源。”今天她又讲了个有关胸针的故事。她当国务卿时,发现国务院被某国窃听了,当她再见到该国外长时就特意戴了一枚甲壳虫胸针,因为甲壳虫单词在英语里含有“窃听”的意思。

“倾听”是对对方的尊重,用清晰简单的语言亮明自己的观点,用“幽默”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奥尔布赖特这三条经验,对中国官场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常有感于我们一些官员在面对民众时往往含糊其辞,回避实质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看各大部委的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总是老生常谈,缺乏幽默感。

其实我们不乏精彩的例子,如元帅外交家陈毅在外国记者会上,当一记者问中国是用什么武器打下万米高空之上的U2侦察机?当时中国有导弹尚属机密,于是陈老总诙谐地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全场哄堂大笑,一个棘手的提问瞬间瓦解。

邓小平讲话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简洁明快,单刀直入。他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段对话堪称典范。当撒切尔夫人提出用香港主权换治权时,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主权问题不容谈判!”,清晰明确,噎得盛气凌人的撒切尔无话可说。但毕竟是“铁娘子”,她威胁说将考虑用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时,邓小平淡定地说:“中国人穷是穷了点,但打仗是不怕死的!”弄得铁娘子精神恍惚,差点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摔下去。

在中国市长中也有高手,广州原常务副市长陈开枝被称为“专治疑难杂症的市长”。有一次,他处理白云山机场空难事件(那次有128人罹难,大多为香港同胞),当一大批哭喊着“还我丈夫!”的香港妇女情绪激动地向他扑过来时,他非常冷静地说:“请大家保持肃静,现在先向死难者默哀三分钟。”妇女们一愣,但这饱含着对逝者尊敬的请求确实不容拒绝。三分钟后(我估计五分钟都不止),家属情绪平伏下来,再来一件件地解决问题,我们的市长多智慧啊!

她的心态比我年轻

当圆桌会议的主持人张素玲问起我的“人生感悟”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合我口味,于是说“人生感悟不是与生俱有的,是随着你的年龄,随着你的阅历慢慢积累出来的。大家都说要活出好心态,对我这样年纪的人而言,最好的心态是如何对待生死。一位哲人曾说死亡是个‘精妙的设计’,看透生与死,就是人生感悟的最高境界,我顺从自已的感觉,活的特别坦然,那就将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老百姓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事情,我追求的就是终身行善。”

奥卿回应我,但没想到她会说“陶的总结比我成熟多了,比如你讲的人生不同阶段。”但她话锋一转,“人们有时候问我现在是不是退休了,我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我不愿退休,我还想继续利用我一生所学,利用我的话语来帮助别人,就像你说的,发挥余热去帮助别人,只有这样才是很好很成功的生活。”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最怕谈生死问题,而西方人有宗教信仰,有他们的上帝,生与死都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会对这件事看的很豁达。但奥卿对待人生的乐观和积态度还是让我稍感意外,她比我还大几岁呢,一个连退休都不愿听的人,是不会去考虑生死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心态比我年轻。

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餐桌边的闲谈

午宴时我与奥卿相挨而坐,但我们没有如第一次那样有专属的谈话时间,一大桌中外嘉宾,她要照顾到中国女市长,而我也要对外国朋友以礼相待。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间歇聊了点问题,而且都是大问题。她说:“我1979年那次来中国,走在上海的街上,好多人都围观我,特别是看我的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可以穿十公分的高跟鞋。现在不同了,中国发生了很好的变化。”“我们把你穿的那种超高高跟鞋叫‘恨天高’,就是恨不能与天比高的意思。”我笑答。

从第一次见面到这次,她对我都有种好奇感,可能认为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吧。她再次问我“你的经历可以与我们分享吗?”“我太普通了,没法与您比。”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打发了。其实我是个有故事的人,但是玛德琳你听不懂!过了一会儿,她扭头向我“你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妈呀!这得国务院总理来回答啊!但我没回避,用一句话来回答了她“发展过速导致失衡。”她很认真地思考了我这句话,似乎是赞同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中国的教育是否出了问题?我看了篇文章,是关于江苏的事情。”我立即反应出她指的是今年5月份江苏一些家长向省教育厅请愿之事,这事她都知道!我很诚恳地对她说“我们的教育的确是出了问题,令人痛心!现状是从上到下都不满意,人民强烈要求教育改革。至于你说的江苏这件事,是个偶发事件,由于政府要照顾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将江苏的一批高考指标给了西部省份,江苏应届考生的家长认为这侵害了他们孩子的权益,于是向省教育厅请愿。”

有时我也主动向她提问,“你认识我们总书记吗?”“他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见过。他曾说过一句话‘30年来我们从美国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竖起耳朵想听接下来的总结,“他没具体说。”奥卿也不无遗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究竟向美国学习到了什么?确实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有答案了吗?

2014那次会面时,奥卿曾送我一枚闪闪发光的漂亮胸针,我想在这次的会面上也回赠她一样礼物,于是去友谊商店买了一条湖蓝色绸缎披肩,上面绘有童子嬉戏图案,非常的中国味。当我赠送给她时,看得出她是真心的喜欢,“明天晚上在南京有宴会,我就披它。”

圆桌会议很圆满。“没想到奥尔布赖特一点都不摆谱!”我对她的下属也是牵线人的金立刚先生说。“她喜欢你!”金先生如是说。

只过了几天,6月23号,我就收到奥卿一封长信。信中表达了对“圆桌会议”的肯定,以及对中国市长协会所发挥的作用高度评价。她写道:“本次女性领导力圆桌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也使我与葛丽鹤博士能够与来自中国各地的杰出女性市长齐聚一堂,对此我想向您表达由衷的感谢!当然,能够探讨一个我个人十分感兴趣的话题,我自已也感到非常高兴。我确信葛丽鹤博士也感谢能够有机会将默克总公司介绍给中国市长协会,并同您和几位令人钦佩的女性领导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希望强调延续不断的人文交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想要感谢中国市长协会在全世界帮助为加强这样的联结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能够与中国市长协会保持现在的合作关系,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深感骄傲。我非常珍视与您所建立的友谊,期待有更多机会与您交流观点,共叙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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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天一柱,那就是人民

我一直认为民间外交大有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市长协会与美国市长协会建立友好关系后,美国市长协会以全体美国市长的名义致函国会,要求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将文本副本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中国市长协会。后来美国果然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当然促成原因是综合因素,但我想美国市长的声音并非微不足道。

再如美国大慈善家奥斯汀,他的斯达克听力基金会走遍全球100多个国家,可就是不来中国。2011年我亲赴美国把他请来,五年来中美两个基金会合作救助了2万多贫困听障人士(编者注:截止2019年,该项目已执行了8年,累计救助4万多听障患者。2020年因疫情暂停。),奥斯汀不仅将与中国合作的模式列为全球典范,也把我当做了知己,他对我说“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所有人都仅仅把我当成一个配助听器的,只有你对我的了解最深刻,最符合我对自己的认识。”

与奥尔布赖特的两次会面更是成绩斐然,她促成了中国市长去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考察,关注了中国女性领导的成长与成才,而这一切在她担任美国高官时是绝对做不到的。

“人民对人民”, “People to People”,国家之间,哪怕它惊涛骇浪,哪怕它山崩地裂,幸而有擎天一柱,那就是人民!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天道和圣):陶斯亮:那个曾经“最有权力”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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