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呕心沥血，最后以身殉职。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公开发表后，白求恩的名字传遍中国的每个角落，家喻户晓，他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激励了几代人。在此之前，第一个将白求恩的事迹向海外媒体报道的，是新加坡华侨记者黄薇，本文便向读者简单介绍她的故事。
黄薇，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中央统战部研究员、中联部研究组组长等职。她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的一个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后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国。同年6月下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黄薇随同“世界学生联合代表团”到延安采访。8月下旬，她从延安奔赴硝烟弥漫的华北敌后战场，历时3个多月，行程数千里，走访了3个地区40多个县，采写了100多篇战地通讯，先后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连载半年多的时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篇。
黄薇
1938年9月下旬，黄薇跟随陕甘宁边区参观团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受到边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军区司令部送给他们每人一套新的棉布军服。第二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为参观团举行宴会和欢迎大会。在宴会上，聂荣臻将白求恩大夫隆重地介绍给黄薇，从此二人相识。黄薇这样描述白求恩：“他高大的个子，身穿八路军的棉军服，戴着军帽，显得格外精神。他喜爱中国菜，能够自如地使用筷子。他努力学习中国话，见到我们就用中国话叫‘同志’！虽然发音不很准确，但听起来很亲切。”在宴席上，黄薇初步了解了白求恩的事迹，并与他作了简单交谈，约定改日前往访问。
当天晚上7点，在司令部后面的广场上举行欢迎大会，黄薇被邀请上台讲话。她向大家报告了海外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的动人事例，并代表侨胞向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将士们、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黄薇刚讲完，白求恩就自告奋勇跳上舞台，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开始讲演。当他生疏地说出“同志们”这三个字时，全场沸腾起来，大家都为他鼓掌。白求恩说，他来到边区后，看到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和老百姓，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万众一心、精诚合作、一致对外，心里非常感动。白求恩说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打倒敌人的有力武器，我希望全中国各党派、各阶层，不分上下团结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黄薇后来写道：“白求恩大夫作为一个国际友人，为了支援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离开他的家园，抛弃他那优越的生活环境而来到烽火弥漫的中国，同我们一起战斗，为我前方战士救死扶伤做出巨大贡献，而且还热切希望我国上下团结抗战到底。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深受感动。”
就在黄薇到达五台山的当天，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日军兵分数路，气势汹汹，围攻晋察冀边区。边区军民积极迎战敌人，组织疏散转移，黄薇采访白求恩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几天后，黄薇与陕甘宁边区参观团分开，离开五台山，与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一起慰劳伤兵。当她来到滹沱河畔的一所战地医院时，竟又遇到了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正在一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全神贯注地为一名伤兵做手术。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既是翻译，又是助手，熟练地传递刀、剪等手术用具。一些当地群众也主动前来帮忙，董越千还要指导他们进行消毒和上药。这一天，白求恩很忙，刚做完一个手术，又一名伤兵被抬了进来，门外还有好几个伤员在等待着。
黄薇在手术室外等了好长时间，想找个机会访问白求恩，可是白求恩一直在忙。加上黄薇所在的队伍还要赶路，需要马上出发，于是她来不及采访和打招呼，只好遗憾地离开。
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
不久，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黄薇再次意外地碰到了白求恩，二人同时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是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白大夫却像小孩子一般地背着一个照相机，东奔西走，摄取各种有意义的镜头。”她不禁喜出望外，这次可得“抓住他”。于是，她与白求恩约定，晚饭后进行采访。
晚上，在一盏摇曳的煤油灯下，黄薇开始了采访。白求恩向黄薇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经历，以及如何来到中国。白求恩风趣地说：“我乘飞机，坐火车、汽车，骑马、骑毛驴子，还走了不少的路，好容易才来到这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白求恩十分赞赏八路军的勇敢，他说：“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白求恩还十分焦虑地向黄薇谈到了缺医少药的问题：“做手术，缺少麻醉剂、止疼药，也缺少酒精和碘酒，甚至棉花、绷带都是把用过了的加以消毒后再用。医疗器械尤其短缺，遇到伤势太重，必须对伤员进行截肢时，使用的都是木工锯子和屠刀。”二人谈了很长时间。在访问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再三叮嘱黄薇要向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赶快向抗战前线捐助医疗用品。黄薇听了非常感动，她写道：“一个外国人，如此关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其诚挚的感情、殷切的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1938年12月，黄薇回到重庆后，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让更多的海外侨胞知道了白求恩、认识了白求恩。1939年春，宋美龄主持召开重庆各界妇女领袖座谈会，黄薇应邀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用自己的所见所闻，重点谈了华北敌后战场缺医少药的严重程度，呼吁在座的姐妹们和全国同胞们赶快动员起来，捐献医药用品，早日输送到前方去。黄薇的呼吁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积极捐献医药用品，送到华北前线。
令黄薇没想到的是，她离开华北不到一年，白求恩便因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噩耗传来，在重庆的黄薇悲痛欲绝，含泪写了《悼念白求恩大夫》，发表在1939年12月4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她在文章中写道：“为了纪念这位可敬的国际朋友，我们必须加紧团结，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日本强盗的头颅和鲜血，祭献于我们伟大国际友人的灵前！”
（选编自《党史纵览》2018年第三期，略有改动）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纵览）：她将白求恩的事迹传向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