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白求恩的事迹传向海外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呕心沥血,最后以身殉职。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公开发表后,白求恩的名字传遍中国的每个角落,家喻户晓,他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激励了几代人。在此之前,第一个将白求恩的事迹向海外媒体报道的,是新加坡华侨记者黄薇,本文便向读者简单介绍她的故事。
黄薇,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中央统战部研究员、中联部研究组组长等职。她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的一个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后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1938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国。同年6月下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黄薇随同“世界学生联合代表团”到延安采访。8月下旬,她从延安奔赴硝烟弥漫的华北敌后战场,历时3个多月,行程数千里,走访了3个地区40多个县,采写了100多篇战地通讯,先后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连载半年多的时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篇。

她将白求恩的事迹传向海外

黄薇

19389月下旬,黄薇跟随陕甘宁边区参观团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受到边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军区司令部送给他们每人一套新的棉布军服。第二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为参观团举行宴会和欢迎大会。在宴会上,聂荣臻将白求恩大夫隆重地介绍给黄薇,从此二人相识。黄薇这样描述白求恩:“他高大的个子,身穿八路军的棉军服,戴着军帽,显得格外精神。他喜爱中国菜,能够自如地使用筷子。他努力学习中国话,见到我们就用中国话叫‘同志’!虽然发音不很准确,但听起来很亲切。”在宴席上,黄薇初步了解了白求恩的事迹,并与他作了简单交谈,约定改日前往访问。
当天晚上7点,在司令部后面的广场上举行欢迎大会,黄薇被邀请上台讲话。她向大家报告了海外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的动人事例,并代表侨胞向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将士们、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黄薇刚讲完,白求恩就自告奋勇跳上舞台,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开始讲演。当他生疏地说出“同志们”这三个字时,全场沸腾起来,大家都为他鼓掌。白求恩说,他来到边区后,看到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和老百姓,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万众一心、精诚合作、一致对外,心里非常感动。白求恩说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打倒敌人的有力武器,我希望全中国各党派、各阶层,不分上下团结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黄薇后来写道:“白求恩大夫作为一个国际友人,为了支援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离开他的家园,抛弃他那优越的生活环境而来到烽火弥漫的中国,同我们一起战斗,为我前方战士救死扶伤做出巨大贡献,而且还热切希望我国上下团结抗战到底。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深受感动。”
就在黄薇到达五台山的当天,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日军兵分数路,气势汹汹,围攻晋察冀边区。边区军民积极迎战敌人,组织疏散转移,黄薇采访白求恩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几天后,黄薇与陕甘宁边区参观团分开,离开五台山,与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一起慰劳伤兵。当她来到滹沱河畔的一所战地医院时,竟又遇到了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正在一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全神贯注地为一名伤兵做手术。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既是翻译,又是助手,熟练地传递刀、剪等手术用具。一些当地群众也主动前来帮忙,董越千还要指导他们进行消毒和上药。这一天,白求恩很忙,刚做完一个手术,又一名伤兵被抬了进来,门外还有好几个伤员在等待着。
黄薇在手术室外等了好长时间,想找个机会访问白求恩,可是白求恩一直在忙。加上黄薇所在的队伍还要赶路,需要马上出发,于是她来不及采访和打招呼,只好遗憾地离开。

她将白求恩的事迹传向海外

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

不久,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黄薇再次意外地碰到了白求恩,二人同时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是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白大夫却像小孩子一般地背着一个照相机,东奔西走,摄取各种有意义的镜头。”她不禁喜出望外,这次可得“抓住他”。于是,她与白求恩约定,晚饭后进行采访。
晚上,在一盏摇曳的煤油灯下,黄薇开始了采访。白求恩向黄薇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经历,以及如何来到中国。白求恩风趣地说:“我乘飞机,坐火车、汽车,骑马、骑毛驴子,还走了不少的路,好容易才来到这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白求恩十分赞赏八路军的勇敢,他说:“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白求恩还十分焦虑地向黄薇谈到了缺医少药的问题:“做手术,缺少麻醉剂、止疼药,也缺少酒精和碘酒,甚至棉花、绷带都是把用过了的加以消毒后再用。医疗器械尤其短缺,遇到伤势太重,必须对伤员进行截肢时,使用的都是木工锯子和屠刀。”二人谈了很长时间。在访问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再三叮嘱黄薇要向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赶快向抗战前线捐助医疗用品。黄薇听了非常感动,她写道:“一个外国人,如此关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其诚挚的感情、殷切的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193812月,黄薇回到重庆后,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让更多的海外侨胞知道了白求恩、认识了白求恩。1939年春,宋美龄主持召开重庆各界妇女领袖座谈会,黄薇应邀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用自己的所见所闻,重点谈了华北敌后战场缺医少药的严重程度,呼吁在座的姐妹们和全国同胞们赶快动员起来,捐献医药用品,早日输送到前方去。黄薇的呼吁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积极捐献医药用品,送到华北前线。
令黄薇没想到的是,她离开华北不到一年,白求恩便因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11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噩耗传来,在重庆的黄薇悲痛欲绝,含泪写了《悼念白求恩大夫》,发表在1939124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她在文章中写道:“为了纪念这位可敬的国际朋友,我们必须加紧团结,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日本强盗的头颅和鲜血,祭献于我们伟大国际友人的灵前!”

(选编自《党史纵览》2018年第三期,略有改动)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纵览):她将白求恩的事迹传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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