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坦然地说: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干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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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日,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日子。

周总理坦然地说: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干一阵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为我们共产党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六个杰出楷模: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严于利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今天,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前线,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和医护人员都是周恩来同志楷模精神的传承人!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2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周恩来,也为了让后人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在这个特殊日子,我推荐父亲伍修权写的回忆文章《忆周恩来》(原文有删减),以飨读者。

——共产党员伍一曼于2020年2月27日


忆周恩来

作者:伍修权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告别人间时,“四害”正横行,人民在受难,我们许多跟随恩来同志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心里有话不能说,连对敬爱的老领导、老上级表示一下哀悼和惜别之情的权利都没有,真正是只有眼泪往肚子里流!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格外怀念自己的好领导、好上级和好老师周总理。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深夜静思,回想恩来同志给予我的一次次教育和影响,追忆他留给我的每一段印象,在心里默默默地为他编织着一个个无形的花环,谱写着一首首无声哀歌。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工作,最初在干部会上听他的讲话。在此以前我早就知道他的不凡经历和不朽业绩,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八一南昌起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等,他都是倡导者或主要领导人。1928年他去莫斯科参加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那时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我原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去大会从事翻译和服务工作,他们回来告诉我见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谈到他们的印象,说周恩来同志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外国语言,才华横溢,胆识过人。几年以后,我亲眼见到他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他讲话时不要稿子或提纲,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半天,有理论,有感情,时时透露出他的见解深刻、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和为人的谦逊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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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德国柏林

1933年10月,我从红校调到军委,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做翻译。周恩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联系和接触。多次来往后,我除了对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以外,还对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者对我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那时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的时期,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大都是些脱离实际的“书生”,对革命实践尤其是对军事斗争几乎一窍不通,作战指挥上的事,都由洋教条主义者李德说了算。而李德虽是苏联军事院校的高材生,除了会背一些外国军事教条以外,只在苏联指挥过骑兵,对我国国情及我军作战特点几乎是一窍不通。可是他和博古二人大权在握,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既要保持对他们组织上的服从和尊重,负责将他们的指示贯彻落实,又要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设法弥补博古、李德等瞎指挥造成的漏洞,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可能的损失。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要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更要能顾全大局,善于处理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这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高尚品德修养的人在主持日常工作,形势发展很可能更坏。

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同志针对李德提出的“多路分兵”打“阵地战”等错误方针,建议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是他和许多同志的意见,大都被李德和博古所否定或拒绝,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的部署也是李德等一意孤行地定下的,结果部队才打到湘西,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还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他在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下,接受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建议,避开正面敌人设下的重重包围圈,改向贵州方向前进,指挥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使红军获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为召开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

周总理坦然地说: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干一阵

长征时期的周恩来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党的决定,做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报告。他提议撤销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积极推举毛泽东同志来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在他的倡议和促进下,毛泽东同志终于回到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不久,又成立了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实践上来,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一期间,他支持并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决定性战役,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并在翻越夹金山之后,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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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周恩来、毛泽东与博古。

我参加十五军团长征,回师延安后,因病在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休养,又来到了周恩来同志身边,并一起转移到保安。他和叶剑英同志组建中央联络局时,又将我调了过去。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 周恩来同志受命飞赴西安,会同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等会谈。当时我也奉调去了西安,准备参加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司令部的筹建工作。后来因为形势变化这项工作为未做,但却使我有机会看到周恩来同志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每天以超人的精力和毅力同各方面人士周旋磋商,原则上坚定不移,方法上又灵活多变,终于联合张、杨迫使蒋介石基本接受了我们的主张,开创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新局面,从而扭转了我国的形势。这以后他与叶剑英等同志到南方各地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我也被派到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之一的兰州,担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共同地做着抗日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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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前,左起:钱江、伍修权、李克农、井茂然在保安

1941年,我被调回延安军委总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等地主持抗日统战工作和我党在南方的领导工作,间或会回到延安,都要来总参看望大家,给我们讲讲形势,并且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亲自陪同毛主席往返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他又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签订了与国民党军队的《停战协定》。按照协定在北平成立了叶剑英同志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东北成立了执行小组和执行分部,我被调到东北执行分部工作,许多活动都是在他统一指挥下进行的。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军总参谋长,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转战陕北,指挥着解放全国的伟大斗争。

【二】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反动腐朽的蒋家王朝,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同志作为开国第一任政府总理,辅佐毛主席,根本改变了我国的历史面貌。当时他兼任外交部长,将我从东北军区调到外交部,担任了第一任苏联东欧司司长。1949年12月,我利用调任之前的间隙,回到故乡武汉,去探望家人和师友。周总理命令我立即赶回北京随他一起出国访问苏联,会同已先期到苏的毛主席,进行我国建国以后第一次中苏两国政府间的会谈,协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途中,路程太长,随行人员都觉得十分疲劳困乏,但是周总理却一路未露倦容,利用旅行的时间从事着紧张的工作,在颠簸的车厢小桌上,起草批阅和审改着许多与这次出访有关的文件材料,还利用电话与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商讨问题。他到莫斯科后在车站欢迎仪式上的演说稿,就是在火车上写的,他还让我将中文稿译成俄文,并在到达时为他做了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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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次赴苏的是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政府代表团,成员包括政治、经济、工交、邮电等各方面负责人和专家,每人各有专职和专长,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总理则一切都要过问。他一面主持整个代表团的活动,一面又要不断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和研究问题,更要与苏方连续会谈。由于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我国的政策还很不了解,有的还抱着怀疑态度;加之苏联仗着大国地位,常常过于强调本国利益,同他们打交道并不是一切顺利的。会谈中,既要强调团结友好,努力发展互助合作关系,又要坚持原则,维护本国利益,不为对方单方面意愿所左右。周总理则以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完成了党和毛主席交给他的这一艰巨任务。

此后,我就作为外交部的干部,在周总理兼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950年夏,发生了美国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严重事件,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同时向国际上反复呼吁和平解决朝鲜战事,要求美国撤出在朝鲜和台湾的侵略军队。周总理的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反响。在一些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我国政府决定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参加朝鲜和台湾问题的讨论,控诉美国侵略罪行的发言。在确定去联合国特派代表的人选时,周总理考虑到这是一场同美帝国主义者面对面的斗争,是与刚刚开始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志愿军出国作战密切配合,派一个“武将”可能比去一位“文臣”更具有新中国的特点,正好我有较长的军队工作经历,有过将军头衔,就被周总理推荐,并经中央研究决定,由我来承担这一既沉重又光荣的任务。他将这一决定通知我后,向我具体交代了任务,又派了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同志,还有龚普生、陈忠经、安东等政治、业务上很强的同志,分别以代表团的顾问、专家等身份协助我的工作。出国以前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起草好了在安理会的发言稿,整理好了有关的文件和材料。这些文稿都由他一一审定批准。行前他又找我和乔冠华等同志谈了话,从此次行动的方针大计到出国后的注意事项都做了进一步的具体交代。就在我们已经到达纽约时,美国还企图继续阻挠我们出席联合国的会议。周总理当天就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声明,联合国有关我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有我国代表参加,而我国政府特派代表已到纽约,随时可以出席会议。他的电报直接给我们撑了腰,使我们终于战胜美国的阻挠,及时参加了安理会的讨论。当我们几个人远离祖国,置身于正同我们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讲台上同杜勒斯等美国头面人物当面较量时,周总理又在国内调动全部舆论工具,对我们的斗争作了有力的支持和声援。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部队,又不断以胜利捷报鼓舞着我们。这一切都为我们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我们很好的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这一重大任务。当我们离美返国时,正是1950年12月底。周总理为了使我们能赶回祖国过新年,特地关照我国在国外的民航班机,留出座位等我们代表团安全到达后再起飞,使我们在1951年元旦前夕回到北京,周总理马上对我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给了我们极大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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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特别代表伍修权(左一)乔冠华(左二)和龚普生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尽管国务院的全面工作非常繁重,但他对外交部的工作却一直抓的很具体、细致和深入。我于1951年初任外交部副部长,经常向他直接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他通常是白天处理别的工作和进行外事活动,到晚上才专门安排时间同我们研究部里的工作。他工作秩序的紧张热烈和有条不紊,尤其是他似乎有用不尽的精力和无穷的智慧,一直为我们所敬佩,至今还是我们许多人心中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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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8日,周恩来出访回国途中,在飞机上阅读。

【三】

1966年6月,林彪、江青之流在全国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康生就到中联部直接煽动和指示某些人,揪斗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使本来体弱多病的王稼祥同志受到严重的摧残折磨。王稼祥同志为了继续给党做些工作,请求中央准予他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并给予一定的条件,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派出助手和提供资料给他,这就引起了康生的忌恨,诬指此事为王稼祥同志的“复辟活动”,并下令追查,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赞同此事的周恩来同志。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对此极为不安。在一次中央的会议间隙中,他找到我当面交代,要设法保护王稼祥同志。我按他的嘱咐在中联部的干部大会上介绍了稼祥同志对党的重大贡献,用事实说明他在许多问题上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曾一再肯定并赞扬过他。我还委婉的批评了某些造反派对他的过火行动。我的话当然不合康生之流的心意,后来连我自己也成了“王稼祥的黑干将”,遭到康生之流的诬陷迫害。

由于康生等人的恶意挑动,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也发生了对立以至武斗,有一次竟将外宾的孩子给打伤了。周总理得知此事,非常生气,亲自赶到中联部,一面向孩子的家长、来自外国兄弟党的客人表示道歉和亲切慰问,一面指示我们抓紧把孩子的伤治好,并提出要追查制造武斗事件的有关人员的责任。我们执行指示,治好了孩子的伤,挑起武斗的人,却由于康生之流的庇护丝毫未受惩处。我又被增加了新罪名,康生亲自批示诬指我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所谓“无产阶级级司令部”的,林彪也说我早就是反对他的一个“危险人物”,使我受到了多次揪斗批判。有一次,我被斗得昏头昏脑,一时想不通就用红机子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我的情况,希望恩来同志能设法解脱我的狼狈处境。谁知此事被造反派查知,反而从此限制了我的自由,勒令我“不准乱说乱动”。其实那时像我这样的告急求救电话,周总理每天不知接到多少,而他自己也正处于极端的艰难危险之中,尽管他对每个向他求救的同志都万分关切和同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实在无能为力,连贺龙、陈毅这些老帅都难保住,更多的人他如何能一一顾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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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周恩来在河南大寨村视察。

不久我就被监护起来,完全与世隔绝了。林彪失事后,我的几个孩子到处打听我的情况,直接给周总理写了信,请求“探监”。这信居然到了总理手中,他亲自批给有关部门处理,同意我的亲属来卫戍区看我,使我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了家人,并得到了外界一些情况。以后我因病需住院治疗,又是周总理批示同意让我到阜外医院就医。1974年9月底,周总理排除了“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开列了一个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大名单呈送给毛主席,其中包括我及许多还关在卫戍区的同志。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名单,这就使我们一大批遭受迫害和长期监禁的同志同时获得了“解放”。

我在国庆前离开了卫戍区,次日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宴,真有恍若隔世,喜从天降之感。正是在这次招待会上,我终于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重新听到了他亲切的声音。不过,也就在这时,我发现我们的总理已经明显衰老瘦弱了,得知他是从医院出来,专门来招待会看望大家和讲话的,自己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万分痛惜!是十年动乱过多的消耗了他的精力,损害了他的健康,如今已经造成了难以补偿的损失。而他即使重病在身,却依然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费心尽力。 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他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并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后,我也是人大常委之一。大会期间我被编在天津市代表团内,正巧周总理也分在天津组。也就是在这次分组会上,他坦然地对我们说:“我已经得了不治之症,能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干一阵。”他说的安祥自若,我们听得却是满心绞痛。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同我们这次谈话以后不到一年,人们还在心中希望并默祝他能恢复健康,继续领导我们奔向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他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周总理坦然地说: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干一阵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纵观周总理的一生,在我国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并且总是同毛泽东等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站在一起,他从我党的初建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直到党和国家经受了十年动乱的严重考验,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工作,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贡献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致遥远的异国小党,都曾受到过他的关注。他的品德智慧以及风度魅力,已为中外各国各方面人士(包括他的对手甚至敌人)所一致称颂。它既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体现者;既是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又是人们的知交挚友和良师。他一生从不谋求个人的权势名位,但却享有举世公认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他的思想言行和品德作风,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我作为一个跟随恩来同志战斗几十年的老兵,满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和思恋之情,编织出一束素馨的小花,献给我们永远崇敬的好上级、好领导、好老师和好友人——周恩来同志。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祖国杂志):周总理坦然地说: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干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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