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里，珍藏着一本厚厚的油印医学教科书和一本写满蝇头小字的笔记本。军博文物征集部的杨部长告诉我：这些红色文物非常珍贵，弥补了军博的相关收藏空缺。这些文物的收藏故事，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蓝底白花布包裹的文物
2016年6月22日左起张国欣、张雁之、杨海峰、何学庄、江和平在捐献仪式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走访了一些健在的老红军、老八路。不久，通过我母亲介绍，我结识了97岁高龄的何学庄阿姨，并多次拜访了这位革命老前辈。
何学庄1919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36年参加革命，1940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1945年在延安中央医院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医生，1946年赴东北哈尔滨、沈阳等地医疗部门任医务处长、院长等职，1964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医务部主任，1983年离休。
当何阿姨说起抗战时曾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了五年时，我十分吃惊：当年延安的条件那么艰难，怎么还会有如此规模的大学呢？何阿姨打开一个蓝底白花布的包袱，拿出她珍藏了76年的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科书、笔记本、老相片，给我讲述了一件件难忘的往事。
何阿姨珍藏的教科书长25.5厘米、宽18.5厘米、厚5厘米，粗布封面，粗线缝制，前一部分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油印的《诊断学》，后一部分是1944年“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卫生部”油印的医大教材之五《内科学》。笔记本长20.5厘米、宽16厘米、厚1厘米，是由一本“妇科学”笔记和三本“外科笔记”合订而成。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诊断学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内科学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妇科笔记本
何阿姨珍藏的老相片分别是：
1940年朱德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作报告
1942年第16期学生们在延安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上课
曲正等人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大门
1983年5月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师生聚会
1996年10月卫生部庆祝红军长征60周年聚会
包裹着教科书和笔记本的包袱皮约一米见方，是由三块宽约40厘米的粗布缝制而成。这块蓝底白花的纯棉粗布，是延安大生产时期生产的。
光荣传统的医科大学
何阿姨告诉我：为适应艰难卓绝的革命战争需要，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江西瑞金建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卫生学校。1936年10月，该校在王斌校长的带领下，随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红军时期，卫生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还救治了大量伤病员。
学校迁至延安的柳树店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多次到校视察。1940年，毛主席提议将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并为该校第14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主席的这个题词，至今依旧是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朱德总司令也亲临学校看望师生，那时学校的大礼堂还没有盖好，总司令就在院子里给大家作报告。
延安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校章》规定，学校的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忠于职责、贯彻始终的卫生工作者。
1944年6月，由美国记者福尔曼等组成的中外西北记者团来延安采访，也到了该校。福尔曼看到：医科大学有201名医生，其中有54名女生。墙壁上的医学挂图大多数是学生们自己画的，眼科的检验器材是缴获日军的。学校缺乏外科和其他必需品，普通修指甲的剪刀用来实施手术，手术灯用油气灯装上德国罐头的铁皮、贴着日本香烟盒里的锡纸反光。没有解剖课浸泡尸体需用的福尔马林，就用高浓度的中国白酒代替。福尔曼认为在延安大生产中，学生们每天纺线三个小时不妥，应该用于学习更多知识。医学院接受了福尔曼的意见。
抗战胜利后，中国医科大学挺进东北。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为沈阳医学院，改革开放后恢复中国医科大学校名。
受益终身的学习生活
何阿姨回忆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16期的五年大学生活，仿佛就在昨日。那时学校分初级班与高级班。初级班学员要求的文化水平不高，学期为一年或两年。高级班学员文化水平要求高中学历，学期为五年，包括一年实习。何阿姨所在这期高级班学员开始只有16个人，其中7位女同学。后来他们上临床课时与初级班学员一起听课，共有30余人，其中有五、六位老红军。
民国时期名列前茅的医院与医学院当属南“湘雅”、北“协和”、西“华西”、东“齐鲁”。学校的老师大都来自这些著名医院以及北大、清华等大学，具有很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老师们边授课，边在约有200张床位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给伤病员看病。
大学学习的课程包括解剖、组织、生化、生理、病理、微生物、寄生虫、药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还有政治、军事等。那时教材数量有限、非常宝贵，基本上是老师们参考带来的英、美、德、日教材，经翻译、编辑、刻蜡版、油印后发给同学们的。有的老师授课没有教材，同学们就边听课、边记笔记。
老师们自己编辑的教材规范、准确、全面、实用，使何阿姨受益终身。例如陈应谦老师编辑的《药理学》教材就是其中之一。何阿姨在医院实习期间遇到过一位名叫拴柱小病人，患有寄生虫病。给拴柱服用了杀寄生虫药物后打下了寄生虫，但不久出现浮肿、尿红血球、肾脏损伤的症状。何阿姨仔细分析：拴柱住院时只有寄生虫这一种病，住院后仅服了一种抗寄生虫药物，问题可能因该药引起。何阿姨找出陈应谦老师编辑的《药理学》教材书，查出了病因：书上标注英、美人服用该药的剂量大于日本人的剂量，中国人与日本人同属亚裔，用药剂量应相近。而给拴柱服用的药物剂量是按照英、美人服用的剂量计算的，所以剂量较大，出现了中毒的症状。何阿姨遵照上级医生的指示给拴柱注射葡萄糖等药物解毒，拴柱很快就恢复健康了。
那时学校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仅有一些小平房和窑洞。师生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他们建起了大礼堂、图书馆、教室以及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等实验室。没有骨骼标本，他们就找来尸体，自己加工制作成骨骼标本。何阿姨珍藏的笔记本是从大后方带去的，延安没有这么精贵的本子，她一点也不敢浪费，笔记中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得顶到本子的边缘。学习缺少纸张，同学们就到郊外割马兰草，送到造纸厂去。那里的工人把马兰草打成浆，做成马兰纸，开始纸张很粗，后来越做越细了。
当年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老师每月仅有2元钱津贴，学生没有津贴，生活用品靠自力更生解决。同学们利用学习间隙去背煤、打柴、开荒、种菜，改善生活条件。没有线，就把破线袜子拆成线用：把线头系在小树枝上，树枝插在小土豆上，捻树枝一转，线就拆开了。
抗战时期延安的医院有党中央所属的延安中央医院，有中央军委所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有边区政府所属的边区医院。同学们学完理论课后，就到医院去实习。何阿姨学完四年理论课后，先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实习了半年，又在延安中央医院儿科实习了半年，之后随中国医科大学奔赴东北战场。
医学精英的老师同学
中国医科大学建校至今，培养了数万名医学人才，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后来多数成为国家卫生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如卫生部门的部长、厅长、院长、工程院院士等。
年近百岁的何阿姨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指着老相片上的老师一一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校长王斌，外科老师鲁之俊、王抗博、谭壮，药理、眼科老师陈应谦，生理老师薛公绰等。还有与她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们：刘夕清、王大钧、姚润华、尹醒、金宇、金如华、汪丝益、芦纳、欧阳辉、郭光、滕敏灿、杨格、智秉铮、李幼轩、山军、石实等。
虽然这些曾朝夕相处的师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何阿姨还记着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往事。她珍藏的教材《诊断学》和《内科学》的一部分是黄树则老师讲授的，建国后黄老师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这本《内科学》是何阿姨与男同学贺定中交换来的。贺定中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毕业后奔赴前线，因行军打仗需要鞋子，何阿姨把从大后方带来的一双底很厚、晴雨天都能穿的力士鞋送给他。他把有“定中 ”签名的《内科学》送给了何阿姨。
无偿捐献革命文物
听了何阿姨的回忆，我无限感概地说：“阿姨讲到故事一定要流传下来！这些珍贵革命文物一定要保护好！”
何阿姨得知我是八路军的后代，又是医务工作者，说把这些珍贵的文物传给我。我告诉阿姨：军博具有严谨的收藏制度、规范的保管流程、完善的维护设施、广泛的展示平台，是红色文物极佳的收藏之处，非常欢迎前辈和后人无私捐献革命文物。我建议阿姨将文物无偿捐献给军博，何阿姨欣然同意。
2016年6月22日，我联系军博和何阿姨所在金手杖老年公寓举办了“何学庄捐献革命文物仪式”，数十位老革命、老专家、老教授参加了仪式。杨部长代表军博感谢何阿姨捐献的文物与提供的资料，向何阿姨颁发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证书》。
此文刊登在2026年第一期《红色收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