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母亲在我心中

来思平

常常有人问我:“你爸爸姓赖,你姓来,你的姓是假的吧?”我会说:“我是真的,我爸爸是假的!”其实,我母亲王子如的姓也不是真的,她本姓“刘”,原名“刘雅亭”。他俩都是在30年代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改了姓。父亲姓过好几个姓,最后选择了谐音的“赖”;母亲是一次国民党通缉她,特务把她堵在了家中,问她是什么人,她机警地应对,说是客人。特务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随口答道:“王玉清”。从此她就姓了“王”,后又改名“王子如”,一直延用下去。那天特务仍不甘心,蹲守在大门口。天黑以后,母亲穿上我舅舅的衣服,女扮男装,混出了家门。

1937年七七事变,他俩奉命从北平撤离,途经山东,辗转到达延安。他俩分别在两个班学习革命理论,武装思想,于1939年奔赴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他们又为建设新中国,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1958年5月20日,父亲因肝癌医治无效去世(1930年~1932年他在国民党的北平第一监狱患急性肝炎,落下了病根)。终年48岁。


欢迎朝鲜人民軍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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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当时因子宫肌瘤手术后出现盆腔血栓,正在住院。她没有意志消退,她要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同时还肩负着北京市委妇委副书记、北京市妇联常务副主任的重任。她以超人的毅力修复着精神和身体的创伤,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一心为党为民的誓言。

母亲在医院对我们说:“咱们搬家。房子是国家给你爸爸安排的。我有我的组织,组织会给我安排的。”

(原来的住房在西城区屯绢胡同西口一个树木繁茂的大院。全总在里面盖了三座小楼。两座是连体的;我们住的是单体的那座。有十来个房间,四个卫生间。厨房、餐厅、避餐室、客厅一应俱全。)

奉母命,我们立刻搬家。北京市给母亲安排的新家是南小街大方家胡同5号,是一个两进的标准四合院。这里也是早就改造成了有暖气,有卫生间,有锅炉房,有车库等现代设施的住所。

母亲在医院,听我们说把原来家中的沙发、家具也搬到新家了,就说:“那是全总的,退回去吧。”我们当然是照办。

新居的房子也不少,母亲就把市妇联宣传部长李果阿姨和她母亲接去,住东厢房(李果阿姨独身)。院子里有之前居住的范瑾阿姨种的玫瑰香葡萄,好大一架葡萄!后来,每年结了葡萄,母亲只给我们一些吃,差不多全送给了妇联的幼儿园。母亲自己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核桃树,后来居然还真结核桃了(我们搬走后,是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居住,他女儿去医院看望我母亲,带去的就是这颗树结的核桃)。

父亲去世时,中央每月给母亲发260元抚恤金。母亲说,她自己的工资每月240元,不需要领抚恤金。组织上没有同意她的意见,仍然每月发给她。大约发了一年的时候,母亲给中组部安子文部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坚决不再领。她派我送到中组部。这样,组织上才停发了这个钱。

大约1963年,我舅舅的一个儿子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他符合领取助学金的条件。但母亲说:“给国家减轻些负担吧。”于是,她出资供表弟上学。

母亲受父亲去世后被错定右倾机会主义(1979年中央发文平反)的牵连,被免去北京市委委员,调离市妇联,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副局长。上班要到南城的市府大楼。先是每天司机接送,后来母亲觉得太费汽油,就向组织上提出搬到市府大楼宿舍住。1961年,我们搬到了市府大楼宿舍楼的两个两居室。

文革开始,母亲和机关其他领导一样,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住房被卫生局一群众组织的当权者占了一套,我们就不够住了。1972年,母亲又突发脑梗,左半身不能动,住院治疗康复,能行走了。住院期间,她在一次练习走路时摔了一跤,左腿股骨颈骨折。手术固定后恢复了行走。母亲身体基本恢复了,但因住房困难,在同仁医院住了四年。

后来落实政策,组织上在龙潭湖分给她两套普通的两居室。为了照顾她有病之身,能离我和妹妹近点儿,经组织协调,搬到了儿童医院宿舍楼的两套两居室。有一天,胡锡奎的女儿——我的同学胡纪五,对我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看到,木樨地为遗属盖了一个楼(木樨地19号楼),分给你妈一套,我看见她名字了。你快去问问。”我高兴地去给母亲报信儿。母亲平静地说:“不要去问,该给的话,组织会通知的。”我们就听话地没有去问,。后来一直无消息。听说,是刘某涛的儿子住了。

母亲被定为“走资派”时,她的工资停发,每月只给她和家中的老阿姨每人20元生活费。那时我大学毕业分到北语刚工作一年,每月工资46元,我全部交给母亲,可顶了大用!落实政策时,补发了母亲被扣发的工资,她全部交了党费,并有一年时间每月交一百元党费,直到组织不收了为止。而她自己的生活省吃俭用,袜子连脚面都打了补丁。毛衣的袖子破了,就拆下袖子,当坎肩儿穿。冰箱,是最普通的“雪花牌”;到死都没舍得买个彩电看……简朴的生活,乐观的心态,让她笑对人生。她左手不能动,就练着用右手。一只手穿脱衣裤;一只手换花盆;一只手包饺子……

对待1961年到我家帮她料理家务的老保姆,母亲视为亲人,平等相待。老阿姨孟步云,是一个起义将领的二太太,其夫曾是张学良的中将副官长。文革中,她丈夫及家人都离开了人世。她年纪比母亲大五岁,无儿无女。1977年左右,母亲让我接她来语言学院我这儿,我和老阿姨互相有个照应。母亲每月出她的生活费,嘱咐我要给老阿姨养老送终。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办了。1987年,在母亲去世后4年,老阿姨在84岁时离开了我们。

1983年12月31日,母亲在患急性进行性肾衰竭几个月后,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她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

来思平

2020年12月

附:

王子如,女。1910年生,天津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屯留县委书记、晋城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太行区党委组织部科长。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妇委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委副书记,全国妇联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妇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大代表。(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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