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区党委史编委会 张宏伟
一、进入敌后
赖若愚同志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以一二九师唐（天际）支队联络参谋的公开身份，来到山西省晋城任县委书记，王子如同志被分配到屯留县做组织部长。随后不久，党组织派李希曾同志护送王子如到晋城，做组织部长。
晋城中心县委管辖范围包括晋城、阳城、沁水三县。县委主要成员有书记赖若愚，组织王子如，宣传赵培心，工运赵明，农运徐一贯，特派员洛宏章等。从一九三八年初开始着手恢复组织，建立机构，创造条件，开辟工作。
晋城县当时的斗争形势很复杂，各种矛盾异常尖锐。一九三八年正月廿七日，日寇占领晋城县城，建立了以李廷相为首的伪政权，民族矛盾首当其冲。人民迫切要求抗日，阎锡山对我党领导晋城人民的抗日活动是采取拆台政策。他委派晋城原公安局长程树华担任晋城县县长兼保安廿四团团长，此人又是青帮头子，独揽晋城一切大权；本县地主势力有马、李两派，马骏是阎锡山的高级官僚，李生达是阎锡山手下的高级将领并且受到蒋介石垂青。这两人都是晋城籍，都想控制晋城，马骏创办了私立“崇实中学”，李生达办了公立“获泽中学”，各自培植势力，争夺地方权利，特别在工商文教界，不派人便不能立足。马派的代表是段素轩，李派的代表是李质先，各树一帜，互不相让。国民党也很重视晋城，驻军队，建政权，派特务，加强控制。晋城处于党团帮派林立，各种政权并存，各有军队支撑的局面。
我党在晋城的力量，当时还是很薄弱的。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受挫，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三七年底，党员人数还不满五十，且散居四乡，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矛盾尖锐。党中央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使晋城人民受到鼓舞，特别是赖若愚同志的到来，晋城中心县委的建立，给晋城的党员、群众直接带来了生气和希望。若愚同志分析了晋城当时的形势，指出党在晋城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巩固、发展抗日政权。为此，就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建立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镇压汉奸维持会的活动。
中心县委在赖若愚同志主持下，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在西大阳成立了农救会、工救会。县委机关组织各区、各乡党员，以牺盟会的名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各种人民抗日组织，向地富借粮，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奸反霸。他们随时注意在群众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对象，发展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壮大，群众组织则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而更加发展。赖若愚同志和王子如同志都直接抓党组织的发展，特别强调培养对象的实际表现，首先看培养对象的斗争经历。介绍人必须汇报培养对象的斗争表现，从斗争中看阶级立场。由于工作深人，群众抗日积极性高，双减反霸斗争搞得好，积极分子涌现得多，党组织发展很快，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两年内，党员由五十多人发展到五千多人，从中又涌现出一大批骨干。
建立革命的抗日政权，是开展抗日斗争和一切工作的关键。当时的县政府是在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之下，县长程树华非常反动，他的保安廿四团军纪很坏，不仅不抗日，还破坏抗日，对人民逼粮、逼款、抓人、绑票、打人、杀人司空见惯。由于用刑时常把火柱烧红烫人，人称“火柱队”。晋城人民说：“程树华不倒，晋城不好，火柱队不走，生命难保。”因此，打倒程树华，赶走“火柱队”，夺取政权，建立抗日人民武装，建立真正的人民抗日政权，就成为当时晋城斗争最迫切的问题。程树华虽然反共反人民，但他还没有公开投日。从对日斗争的全局来说，仍属统一战线之内的斗争。赖若愚同志指出，要开展合法斗争，用组织手段，把他挤走。于是在晋城人民要求下，程树华在晋城的作恶事实，桩桩件件被告到西北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和公署专员戎伍胜专员那里。不久，程树华被撤职了。赖若愚同志抓住新旧县长交替的空间，组织县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力量，把县、区、村三级政权中的反动分子，都换成了共产党员，使晋城三级政权面貌一新。新任县长张韵波，只接了官印，未接兵权（程树华仍任保安廿四团团长被调往高平）。他又是新来乍到，情况不熟，手无兵权，对既成事实，无可奈何。张韵波是个共产党的叛徒，表面上伪装革命，实际上限制牺盟会的发展，生活腐化，娶某恶霸地主之女为妾，利用裙带关系，勾结反动地主绅士和下台的一、二区区长，阴谋反夺权。群众说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很反对他，不断告他的状，弄得他声名狼籍。政权实际已操在人民手中。
为了抗日，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必须大力发展人民武装。一九三八年初，中心县委仅掌握有四十个手榴弹。各区虽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但只有原始的长矛大刀，战斗力也不强。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正在统一战线内和程树华斗争时，太南特委书记裴孟飞同志传达朱总司令的命令，在白晋公路以西，曲（沃）高（平）公路以南，晋（城）阳（阳）公路一带，建立“南公八路”，建制一个团，属唐（天际）支队指挥，直接受中心县委领导，是抵抗日寇保卫中心县委和县政府的一支有力地方部队。同时县委决定把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改编为“晋城人民游击队”，简称“晋民游击队”，建制一个团，各区成立“区干队”，各村成立“自卫队”。人民武装建立起来了，有了人，但是严重缺枪。赖若愚同志派人把程树华走后留下的一个小型兵工厂接收过来，加以恢复和整顿，后来这个小厂，制造了许多炸药、子弹、十子连手枪、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除了为唐（天际）支队输送武器弹药，和装备“南公八路”、“晋民游击队”之外，还供给各区区干队和各村自卫队一部分武器，人民抗日武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在抗战初期显得特别重要。当时晋城是各派势力相互交错接触的方，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依靠谁，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是斗争中决定力量对比的重大策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端同志来到晋城，提出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大力发展工农青妇的群众组织，放手发展牺盟会，大量吸收在乡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扩大统一战线。赖若愚同志在抓全面工作的同时，又亲自抓统战工作。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从晋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具体斗争策略是：大力发展工农青妇各抗日工作，加强与友军五二九旅的联系和配合工作，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镇压打击汉奸走狗，挤走程树华，利用马、李两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抗日。一九三八年阴历六月初六，在我党努力下，配合友军，把日寇赶出了晋城，抓获了大汉奸李廷相，召开公审大会，动员马骏在会上表态，支持镇压汉奸，坚决抗日。马骏是回族，他提出要建立回民支队，我党就表示支持，并且决定由县政府支付粮款，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很作用。
培养大批干部，是坚持抗战，巩固政权，发展武装以及其它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因此，为了培养干部，县委在高都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分批分期，在可靠的党员家里设立课堂。当然这种课堂是非常简陋的，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地上铺着谷草，用砖头围起来，这就一切都有了。学员用旧书的背面做笔记，县委常委轮流讲课。赖若愚同志还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组织“崇实”、“获泽”两中学的教师、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并亲自组织了两期“获训班”。经过短期培训，输送出去，参加抗日工作，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重要的领导骨干。为了加强宣传，培养干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政策水平，指导抗日工作，在赖若愚同志亲自指导下，县委创办了机关刊物《火炬》，由王静海同志任主编，县委书记赖若愚，县委委员徐一贯、赵培心以及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端等同志为《火炬》写过不少文章，对宣传党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由于赖若愚同志遵照上级指示，密切联系晋城的具体实际情况，能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发挥了中心县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抓住了一切为了抗日这个中心，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因而在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群众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发展统一战线，建立革命政权，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也显示了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显示了他非凡的智慧和才能。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二月，时间虽短，却赢得了一年巨变，为晋城的抗日工作做出了贡献。他在晋城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群众说他真是人民的好干部。
二、服从调动
一九三九年初，晋冀豫区党委因工作需要，调赖若愚同志到晋冀豫区党委党校工作。晋城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不愿让他走，要求上级继续把他留在晋城，但是新的工作更需要他。
随着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发展、扩大，需要培养大量的党政干部，晋冀豫党校的工作急需加强、充实。党校原由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校长。为了加强领导，调赖若愚同志来当副校长。这样既可以减轻李雪峰同志在这方面的负担，又可以加强党校的领导。不久李雪峰同志不再担任这个兼职，由赖若愚同志担任校长。
若愚同志把中央党校的传统、作风带到了这里，对学员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指示，紧密联系自己的工作、思想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注意培养学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那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特别要求学员要“坚定顽强”。为了使学员牢固地树立“坚定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为党校创立了校歌，歌词中写道：“列宁的后代，从来坚定顽强。学会了掌舵，哪怕它滔天的白浪！举起鲜红的旗帜，挥动锋利的刀枪，在战斗中前进吧！争取民族的自由，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赵子岳同志为校歌谱了曲。凡是来党校学习过的同志都会唱，党校里人人唱，天天唱，这首校歌本身就体现了赖若愚同志办党校的方针、任务、指导思想。一期又一期毕业的同学，都以“坚定顽强”的精神，满怀胜利的信心，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歌声在整个太行山回荡。
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天，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同志来到了党校，一见面就半开玩笑地对若愚说：“你这个校长恐怕是当不成了！”若愚摸不清底细，回答：“我想不会没事干的。”雪峰多年来，不管是在白色恐怖北平市，还是在杀声震天的太行山，都一直是若愚的上级，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战斗情谊，但是，他知道这次对若愚工作的调动，意味着高度的信赖，也是严峻的考验，因此，他收住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而有力地说道：“要你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若愚好像听明白了点，说道：“共产党员就是要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嘛！我想总会比在北平市那个时候能够放开点手脚吧？”雪峰停了停说：“你有精神准备就好，那就请你走下课堂，走上战场吧！决定让你去晋东地委工作。你在晋城中心县委工作时的经验是很好的，但是晋东地委比晋城当时的条件还要差得多，去年四月敌人九路围攻时，那里损失不小，现在日寇又在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再加上蒋介石、阎锡山的摩擦斗争，工作将会更困难，希望你到那里能打开局面。”雪峰说完后，两眼盯着若愚，好像是要他进一步明确表态。若愚虽然没有明确听到叫他去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从雪峰的话中，已感到这付担子的分量，他握紧了双拳，振作精神，针对“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雪峰听了，站起来说道：“那好，区党委决定你去做晋东地委书记，这就算通知你了，你准备一下，明天再详细给你介绍情况。”
三、初到地委
太行二地委管辖的范围，包括平（定）西、昔（阳）西、和（顺）西、寿阳、榆次、太谷、榆社、辽西、祁且等共十个县。各县皆是半璧河山，敌占城我占乡，敌占川我占山。城镇和交通要道均被日寇控制，我们集聚在山沟小庄，走的是羊肠小道。地委机关在山沟里驻扎，而且流动性很大，先后在和西的横岭、翟家庄、广武和榆社的曲里等地活动。
由于敌人的严重摧残和我们的工作开展不够，二分区范围内很多地方还是敌占区和游击区。敌人对榆次、太谷的平川地区取怀柔政策，对和顺、昔阳、平定采取屠杀政策，指导机关内部又存在着主观主义，对这样的客观环境很不适应，在这里站住脚是不容易的，要打开局面就更困难。特别是一九三九年的七月，正处在国民党、阎锡山加紧摩擦，日寇开始第二次对太行山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敌人集中约十四万人，实行“囚笼政策”。二分区的困难就显得更加严重。赖若愚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太行二地委的。
赖若愚同志来到二地委之后，全国的抗日形势有很大的变化。汪精卫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降以后，蒋介石发明了“曲线救国”的理论。国民党的许多将领、中常委纷纷投敌反共。国民党、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一整套反动政策。接着蒋介石、阎锡山到处大搞摩擦，制造惨案。日伪蒋阎默契配合，根据地处于两面夹攻，二地委的形势尤其严重。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九月，赖若愚同志参加了中共晋冀豫区委在武乡县东堡村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这次大会正式代表一百二十九人，列席代表一百三十七人，代表着全区三万零一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赖若愚同志是二地委书记，正式代表。他在大会上听取了杨尚昆同志的政治报告，彭德怀同志的抗战形势报告，李雪峰同志的区委工作报告，何英才同志的党的建设的报告和黄镇同志的创造武装发展武装的报告。会议一结束，赖若愚同志立即来到榆社县兰峪村二地委所在地进行传达贯彻。一九三九年十月，赖若愚同志主持召开了二分区党的代表会议，会议是在兰峪村讲堂镇的一个小村召开。他根据中央七月宣言和晋冀豫区党委九月会议精神，结合二分区的实际情况，向大会提出了五项任务：一、开展群众性游击战运动；二、开展民主运动，区长、村长民选；三、加强阶级教育、民族教育，团结人民，适当改善民生；四、加紧生产建设，发展生产；五、开展敌战区的工作。他说：“这五项工作，都十分重要的，但必须以群众运动为中心，来开展各项工作。我们的办法就是到群众中去，就象种地一样，首先是播种。只有向每一个革命群众的心里播下抗日的种子，让它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我们才有清除摩擦，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我们必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变成广大群众自觉的群众运动。只有通过这样的群众运动，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开展起来，才能做好。”当他讲到反摩擦斗争时说：“我们现在是内忧外患，两面作战，很艰难。有一个公开投日的汪精卫。还有没有公开投日的汪精卫，就在我们的太行山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汪精卫，他们忽明忽暗地搞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我们要以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为武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克服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逆流，争取时局的好转。”会后，各县回去贯彻。在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广大干部深入群众，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一九四〇年初，赖若愚带领二分区机关干部离开兰峪村，来到和（顺）西的横岭村和翟家庄。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和五月，赖若愚同志主持召开了两次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贯彻检查了去年九月区代会和十月地委党代会新精神、新政策的执行情况。特别是第二次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是二分区一次划时代的会议。这次会议，彻底改变了过去作风，健全了党的组织，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党的政策得到广泛的宣传，对敌斗争基本上停止了敌进我退的状况，普遍采取了敌进我也进的策略，和敌人兜圈子，到敌后之敌后去和敌人斗争。由于广泛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二分区的对敌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赖若愚十分重视对干部的理论、政策教育，经常到地委党校给学员讲课，多次把机关干部集中到翟家庄村外的小树林里作理论报告和学习辅导。特别注意联系工作实际对干部进行教育。一个同志在乡村帮助农民春耕，发现小学校里的老师打了学生手板，就发动小学生“斗争”先生，鼓动学生告到区政府，区长亲自接见了学生，当面批评了这位老师，还让小学生用手板打了老师两手板。这位同志回到地委把这件事向赖若愚作了汇报自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赖若愚听了以后，停顿了片刻，和颜悦色地说：“顶多十来岁的孩子，人生观还没有确立，怎么可以组织他们对老师进行斗争呢？这样做，老师以后还怎么能教好书呢？”他看这位同志呆呆地站着不说话，又亲切地说：“回去以后，告诉这位老师不要再打孩子们了；但对于这次斗争，也要向老师当面道个歉。同时还要对孩子们说清楚，以后还是要听老师的教育，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