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团大战
一九四〇年九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太行二分区广大人民群众，在赖若愚等同志的坚强领导下，参加了这一战役，积极配合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地委与专署派出三十二名重要骨干组成工作队深人各县，和当地军民一起，积极参加了破公路、拆铁轨、炸桥梁、毁据点、收复失地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正太战役中，二十天时间，仅二分区就摧毁伪政权五十八个，争取伪政机十八个，成立抗日组织二十五个，建立新支部十个；组织参战人员共四批，达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七人次（自卫队），支援粮食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七石九斗五升，动员牲口四千五百五十头，电线杆一千七百八十六根，柴草一百余万斤，军鞋三万双，蔬菜二万余斤，羊一千余只。二分区人民在百团大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百团大战”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但也引起了日寇的重视，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
正太战役告一段落，若愚同志及时召开了县委书联席会议，部署战后工作，要求加紧准备敌人报复，深入开展三秋工作，快收、快打、快藏，实行空室清野，提高警惕，加紧备战，迎击日寇扫荡。若愚同志一贯注意工中的预见性，把工作在前边，这是他在工作中的一个特点。这次会议对工作的部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接连对二分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扫荡。第一次是一九四〇年的十月，屠杀一千六百八十多人，烧房三万多间；第二次扫荡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敌人修筑从昔西到沾尚的公路，企图由昔阳、榆次两中来隔断二分区，包围平西、寿阳，掩护正太路；第三次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开始，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大批摧毁我政权。县、区级干部牺牲一百三十余人，维持势力远达七十里以外，使二分区形势十分严重；第四次扫荡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开始，日伪军从辽县、昔阳、榆次调集千余人，在二分区心腹地区进行扫荡，并在和顺马坊构筑据点，扩展敌战区，敌人在昔西建立起许多维持会，对不维持的群众采取训练办法，威胁利诱，强迫维持。同时加紧组织各种日伪组织，如“灭共自卫团”，“肉电杆”等，建立情报组织，逐步扩大其占领区。虽然遭到我军民七月出击、八月出击，但形势一直很严重，近一年时间，连续不断的残酷扫荡，造成了二分区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极大困难，二分区陷人了人民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
日寇的残酷扫荡，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粮食平均亩产仅有四、五斗，最坏的亩产只有几升。手工业几乎全部破产。过去闻名的昔阳毛毡作坊没有了，平定的染坊没有了，和顺过去有十八家油坊，这时仅有一家还是军人开的。各县铁匠、木匠也几乎绝迹，农具也跟不上。全区仅有两座小煤窑，燃料也十分缺乏。二分区最困难时，只有一头猪还是母猪。群众普遍没有盐和碱，夜里无被子，天冷无棉衣，生活十分困难。日寇的扫荡，常常是夜里出发，根据地军民干部夜里睡觉连鞋都不能脱。全区人民处在极度紧张和困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距离敌人七、八十里的游击区，很多地方都搞起了“维持会”、“伪政权”，替日寇办事。这对我们很不利，我们是坚决反对维持的。但不维持，敌人来了群众就遭到无辜杀害。如和顺石拐村，一百多户人家，一度被称作“小莫斯科”，前后被敌人烧过五次，房子全烧了，只有三孔石窑不能烧，还用大炮轰坍；平西马家庄群众被敌人强迫跳井，还把群众集中到一所房子里，放火烧，一次就烧死一百九十余人；平西范窑村群众被敌人赶到石沟内用机枪扫射，一次就枪杀八十九人；昔西横河群众十一人，被敌人带到毛儿岭山头，一个一个往下扔，用以取乐；寿阳韩赠村群众被敌人逼进破窑内，放火烧死二百六十多人。日寇还用中国人打中国人，收买民族败类组织伪政权，组织伪军，组织特务，三位一体，实行强化治安。在敌人统治的村庄，强迫每户安一个铁铃，全村用绳子连起来，叫“铁串铃”，八路到了村里谁家，一拉铃全村知道就向日军报告。他们组织“肉电杆”，就是布置山头哨，几十步一人，替日寇站岗放哨，靠呼喊来传递情报。组织“棒棒队”，就是组织抓人集团，人人手执镰把，叫 “镰把队”，后来改为人人手执木棒，又叫“棒棒队”，替日本人打中国人。更有甚者是用“留置场”（日本语）来专门对付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战士的。就是选择在土崖根挖一个大窑洞，顶上开一个通气孔，洞口安着铁栏杆，日本亲自把守，把抓来的人关进去活活饿死。那时，游击区是家家哭声哀，人人戴孝帽。
面对这种情况，赖若愚同志作为地委领导人，非常着急，整天整夜在思索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赖若愚同志和地委的其他领导同志经过研究，提出在游击区实行“两面政权”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上级党委的批准。建立“两面派政权”，在二分区有四种不同情况：在游击区敌人破坏不严重的地方，常常有两套班子，伪政权与抗日政权并存，伪政权是合法的，抗日政权是半公开的，我们用抗日政权领导与监督伪政权；在某些敌占区群众创造了一种组织形式，在伪政权背后建立一个代表委员会，作为伪政权的后台，组织群众，实行五家联保，不给敌人办事；在游击区与根据地交界处，抗日是合法的，搞秘密维持，实际是派我们的人去做维持工作，为我们办事；在某些敌占区，敌人占优势，伪政权在地主商人手里，我们向他们做统战工作，争取日伪人员为我们办事。总之，原则上是反对维持，但在某些地方，为了群众的利益，不得不暂时维持的就搞两面派政权。对敌伪政权人员的政策是：对死心踏地的汉奸坚决杀，对可争取为我们办事的争取，对新建立的维持会，尽量派我们的人进去。这样，使伪政权变成白皮红心。这样的“伪政权”，一可以为我们送情报，二可以为我们搞贸易，三可以掩护群众和干部，四可以减小敌人杀人放火的损失。在那样的困难情况下，两面派政权，是一个欺骗敌人的好办法，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能知道，甚至敌人开会的记录都能马上搞到，根据地十分缺乏的物资，就通过“两面派政权”到敌占区去买，必要时甚至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转移到敌占区去治疗、休养。在游击区和某些敌占区建立两面派政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实践证明，在那样的特殊严重的情况下，起了积极的作用。
敌人扫荡根据地，使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了。大家挤在一起，带来许多问题，感到很闷气。群众报怨说：“日寇占的天津、上海、石家庄，飞机、大炮、坦克车；八路占的仪城、石拐、翟家庄，儿童、妇女唱军歌。”盼望能打开个局面。赖若愚同志，根据二分区的实际情况，和军分区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决定实行“敌进我也进”的策略。赖若愚同志说：“敌人拼命向我根据地扩展，但他的兵力是有限的。对根据地大量用兵，他的后方必然空虚，他只能像狗熊掰棒子那样，顾前顾不了后，顾掰顾不了拿，他在前边掰，我们到他后边拣，敌进我也进，到敌人后方去，和敌人捉迷藏，绕圈子，寻机消灭敌人。我们一面正面迎击，一面派武工队到敌人后方去，就会形成对敌人的夹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这个策略的实行，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的二月，地委召开第四次县长联席会议，赖若愚同志在报告中说：“百团大战，给晋中工作划了一时代。敌人的不断扫荡，形成了一个扫荡阶段，并且这时段还在继续，表现在群众动荡，干部动荡、组织动荡、工作动荡。在这样的动荡局面下，在敌人的压迫、摧残、蹂躏下，所有的人都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在敌占区人民前摆着的或者是斗争或者是屈服永远做亡国奴。在根据地人民面前摆着的或者斗争或者是死亡。形势发展到如此严重关头，生路只有一条，就是武装斗争。只有武装争才能克服动荡，挽救危亡。所以，今天一切工作的重心是领导武装斗争”。接着他进一步说：“我们所说的武装斗争，是群众运动的武装斗争。就是通过群众运动开展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变成群众运动，用群众运动的武装斗争来保卫群众的生产运动。”接着他又提出具体要求：“要坚决完成正规部队的补充计划。要把各县基干民兵发展到二百人以上，要把青年连，发展到三、四十人，要努力培养、巩固、发展民兵，要加强整顿、训练自卫队，要健全，加强县、区、乡各级武装组织。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
中心任务确定了，那么如何具体地开展对敌斗争呢？赖若愚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次会议的报告中说：“敌人为了亡华，不择手段，政策多变，但有几条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敌人兵力不足，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实行以华治华是他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敌人财力不足以战养战，是他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宽济猛，猛济宽，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是敌人统治的基本手段。敌人当前对根据地扫基本特点，就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用武力开路，大治欺骗，实行以华治华，大搞经济掠夺，实行以战养。当时形势严重就严重在军事上敌强我弱，敌人以军事手段向我根据地扫荡，政治上强迫组织各种反动组织，收叛徒，加强特务活动，扩大反动宣传，在经济上对人民大肆掠夺，极力破坏我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并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赖若愚同志指出，我们的基本对策应该是：“发展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开展对敌斗争，配合正规军有力地打击敌人；这是最基本的办法；同时要紧密配合军事斗争，加上除奸工作，发扬我们的政治优势，争取瓦解敌伪，从内部打击敌人，还要抵制伪币，扩大冀钞市场。只要我们努力这样做，就一定能争取主动，战胜敌人。”赖若愚同志在报告的最后鼓励大家，肯定地说：“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决定敌人命运的却不是敌人自己，而是我们。”
为了改变敌进我退的危机局面，在赖若愚同志领导下，根据基本对策，采取了紧急措施：第一，集中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从各个方面，向敌占区、游击区出击，这是扭转局面的关键。第二，广大县、区基干在敌占区、游击区活动，必须飘忽无定，出没无常，要有最大的顽强性和最大的机动性。第三，严厉打击汉奸特务，破坏伪组织，团结广大人民，在斗争中壮大力量。第四、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信心，扫清恐日空气。第五，大力加强伪军工作，组织伪军反正。人民群众和人民武装，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有了具体的紧急措施，这就形成了改变敌进我退危局面的一整套办法，因而在实践斗争中广大群众创造了多的奇迹，涌现出许多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
为了从实践与理论结合上，指导游击战争，赖若愚同志于一九四一十二月二十日在区党委《战斗》刊物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与群众游击战争》一文，指出：“在敌后敌我斗争日加尖锐的现在，一切工作都应该由对敌斗争的观念出发，同样的，群众运动也应该由对敌斗争的观点出发。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对敌斗争如果失掉群众的积极支援，就一定要陷于失败。”文章还指出：“今天群众的基本要求是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但要实现这一基本要求，首先必须给群众解决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和顺的双峰，一个农民抗战前只出十八石租，而现在却加重到二十八石，一个村六十户人家，就有五十二户是佃农。让群众参加斗争，就必须给农民减轻负担，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他们的生活。一切为了群众游击战争，但群众游击战争绝不是纯军事观点。必须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才能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才能达到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这样就系统地解决了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问题、发动群众问题、减租减息改善民生问题，把政治、军事、经济等几方面的斗争紧密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具有二分区特点的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与经验。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疯狂向根据地扫荡，二分区管辖的太谷县是个粮仓。二分区约三分之一的粮食，特别是部小麦，要靠太谷支援。而且太谷又是党中央与晋冀鲁豫边区往来的交通枢纽。为了加强太谷县的对敌斗争，领导派于一川同志去代理县委书记，吴德恺同志去当县长，临行前，赖若愚同志说：“你们去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地方游击队，县里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游击队，才能带起广大乡村的民兵。正规军队不可能经常去，不能等，不能靠，手里有枪，心里不慌！对地方游击队，要首先抓，亲自抓，经常抓，抓住不放。”他用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地，用力地握着于一川和吴德恺的手说：“切记！”
太行二分区领导机关驻在和西，日寇为了寻找我二分区首脑机关，和西就成了日寇的重点扫荡地区。和西县委书记是李修仁同志，当时只有十九岁。他按照地委书记赖若愚同志的指示，首先把百团大战中补充正规军以后留下的，仅有四十多人的县独立营恢复起来，并组织县、区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准备反扫荡。日寇对和西的扫荡几乎是天天进行，十分频繁。一次敌人来势很猛，重兵深入，搞四十里清剿。若愚同志对县委书记李修仁同志说：“敌人这次扫荡，决心要深入我心腹地区，斗争是艰苦的。独立营区干队要配合二十八团作战，保护群众，尽量减少损失，一定要组织好群众转移”。李修仁同志带领干部，组织各村民兵，自卫队以及轮番游击队和联防游击队，紧急动员，村村设立联防哨，实行空室清野，把粮食埋好，各村编了老少队，羊队，牛队，每队都有队长，还设有总队长。联防哨在山头上严密监视敌人的动，敌人一出动，全村就进行有秩序的转移。民兵负责保护，有组织有领导地和敌人在小范围内转圈，由于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敌人到了根据地，路被破坏，不能骑马行军，实行空室清野，没粮吃，没水喝，处处挨打，呆不住，因此，很快挫败了敌人这次清剿。
五、严重考验
一九四一年，太行二分区处在对敌斗争最尖锐，最困难的时期，外有日、伪、顽的封锁、进攻，内有水、旱、虫灾，困难重重，形势是十分严重的。作为领导，赖若愚同志总是如实地把严重的情况告诉干部和群众，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干部、群众一见面，就说“严重！”就像北方人一见面就互问“吃了没有”一样。干部群众一见面，就说“严重不严重？”
正在这“严重”时期，赖若愚夫人王子如同志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子如同志要若愚同志给孩子起个名字。赖若愚同志抱着孩子，一边端详着，一边自语道：“在这万分困难的年头，你来到世上，真是严重呀！严重呀！严重。”正在给孩子整理衣服、尿布的王子如同志接过话说：“怎么？叫严重吗？”赖若愚同志会心地笑了，说：对！对！严重吧！好使我们时刻不要忘记严重。”
说严重，那真是严重啊！日伪大军压境，他是二分区首脑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更是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王子如带着严重夜夜行军，天天打仗，把山药蛋粉当牛奶，把马背当摇篮。若愚同志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撕成许多，块，当尿布，真是艰难得很呀！
一九四一年十月到四二年十月，是太行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二分区最困难的时期。二分区一度纵横只有四、五十里，根据地支部由一百二十五个减少到六十三个，游击区支部由三十六个增加到八十六个。同一时期，减少党员四百四十九个，其中落伍变节者二百六十一人，逃亡、失踪、牺牲者一百三十二人，不详者五十六人，斗争是残酷的，损失是严重的。
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下旬，一天夜里敌人突然出发扫荡，袭击我二分区司令部。敌人四面八方合围上来，一时敌情不明，司令部机关向外撤时，与敌人相遇。当时敌我悬殊过大，我方阵容大乱，失去指挥，无法控制。多数人因敌人迎面打来，转身向后跑去。敌人猛追，象羊群里闯进了恶狼，乱作一团。赖若愚急中生智，闪在路旁，跳进一个半人多深的土坑里。他蹲下去，右手握枪，两眼盯着从洞边擦过的敌人，左手从挎包中取出文件，用手挖开坑下的湿土，把文件埋进土里，用脚踩平。敌人到底未发现他，当敌人向后退的大群人马扑去之后，他急忙跳出土坑，爬上山梁，朝敌人的身后跑去，去组织被敌人冲散的干部和群众。但是专员梁文瑞，分区武委会主任宋子兴等一百余人被俘。
一次，游击队在寿阳伏击了敌人的汽车运输队，俘虏二十余人，敌人于是进行报复。当时二地委在和顺的曲里，二专署在堡下，政治部在河的对面，俘虏都关在政治部。当时，从晋察冀转送来一个美国飞行员，因为赖若愚去太行区党委开会，就让这个飞行员住在他的房间里。这天夜里正是太行剧团来二分区演《前线》。第二天天不明，分区警卫连出操时发现西边山头上有黑压压的一片，起初以为是我二十八团在演习，为防万一就派人前去侦察。不一会儿，敌人就冲下来了，领导上发现后立即布置转移。司令员曾绍山同志亲自带领数人去救美国飞行员，然而已经迟了。敌人在奸细的带领下已向赖若愚同志的住地扑去，由于警卫人寡不敌众，敌人冲进去了。敌人未找到赖若愚同志，却发现有一美国人，又见他有不少东西，敌人就把人杀死，抢走了东西。由于敌人先扑向地委机关，政治部则带着日本俘虏安全转移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使我们遭到一些损失。被俘的同志先被关在一起，他们就把军装集中起来，由少数人穿上，承认是八路军战士，多数人穿上便服，只承认是老百姓。当敌人撤退时，就用我们化装成老百姓的战士去抬他们的伤病员，抬到半路，战士们借机把担架连人一扔，向敌人夺枪，逃跑。事情发生后，若愚同志听到，急忙赶回地委，一见面，大家都说：严重呀！严重！
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提出一年打败希特勒的论断，对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分区人民编了两句顺口溜：“今年打败希特勒，一天一顿撅圪瘩（揪面片）；明年打败日本，一天一顿烙饼。”而二分区的局面实在令人怀疑，赖若愚解释“战场是一个全局，从我们二分区来看两年内把这些敌人消灭完是困难的，但从整个战争来看，敌人在两年内被打败是可能的，我们二分区就是要坚持再坚持！熬过在两年内就是胜利！”最后，这两句话，成了鼓舞二分区军民斗争的口号。
“汉奸太可恨了，必须坚决镇压！”赖若愚同志愤恨地说。但是，边区政府规定人权保障制度，凡捉人杀人必须首先经过边区政府批准，可是往往这样的请示报告等到上级批下来就找不到人了。这个规定很不利于打击敌人，特别在敌占区，边沿区，很不容易捉到，捉住了也不便往根据地带。若愚同志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叫各县把名牌的、非杀不可的汉奸列罪立案上报，经边区政府先批准，把布告写好，把大印盖上，只空月日，布告由执行任务的同志带上，一旦捉住，立即枪毙，在布告上填上月日，马上就地张贴出去。这样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很解决问题，狠狠杀了一批死心踏地的汉奸，又争取了一大批被迫给敌人干事的人，回过头来为我们办事。严厉镇压与宽大争取相结合的政策，非常见效，打掉了敌人的眼睛，割掉了敌人的耳朵，敌人变成瞎子、聋子，就不像以前那样横冲直闯了。
一次，太谷县长吴德恺到地委汇报工作，介绍太谷县的斗争情况，说自从严厉镇压汉奸以后，敌人不敢轻易出据点了。县大队深入埋伏到敌人的据点周围，根据赖书记和曾司令“断其一指”的指示精神，在驻黄卦据点的敌伪进攻我根据地时，尽量不打警备队，专打日本人。连打死六个日本人后，日本小队长就被撤职了。日军为此对警备队发生了怀疑，说警备队和八路军有联系，不信任警备队了。警备队里大部分人怠工，其中有人来和我们联系。自此以后，那几个据点里的敌人，就不敢随便出来了。赖若愚说：“杀汉奸，是政治分化；专打日军不打伪军是武力分化；不仅是武力战，还是心理战，这是个经验，回头给各县介绍介绍。”
六、艰苦生活
从一九三九年七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是二分区军民最严重、最困难的时期。除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反治安强化运动的对敌斗争之外，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身为地委书记的赖若愚同志，也和战士一样，睡门板、铺草席，每天一稀两干三不饱。
冬天来了，机关干部都穿不上棉衣。当时战争非常紧张，为了对付敌人扫荡，夜里经常行军打仗或者转移家、忍饥受冻，都没有怨言。不久从敌占区搞来一批老羊皮，为每个人做了一件没有布面的皮袄。赖若愚同志风趣地说：“我们大家都成了土地爷，就一定要把我们二分区管好，不能叫日本鬼子从我们手里夺走一寸土地。”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各种日用工业品奇缺，没有盐，没有碱，从敌占区往回搞，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赖若愚同志生活十分简朴，吃、穿、用完全和大家一样。他喜欢抽烟，但没有纸烟，和大家一样抽旱烟，手里经常拿着一管小铜烟锅；爱喝酒，但是没有酒。听说一分区有酒，一次两个青年同志到一分区执行任务，他就给一分区地委书记写了一封，只有一个字的信“高扬，酒，若愚”。高扬同志看后大笑，对大家说：“你们看，老赖创造了一个字的信”。高扬同志叫人弄了一个猪尿泡，里外洗干净，装满了酒，托这两个青年同志带回去。这两个青年执行完任务后，带着这泡酒回二分区，路上又饥又渴，实在走不动了，想解渴，又想提神，看看手里提的酒，商量着打开尝一尝。于是你一口我一口。走一段，又你一口我一口。空心肚，喝下这东西还真提神，走起来，腿脚轻飘飘的。当快回到二分区驻地时，酒少了一半多。这回去怎么交待呢？于是他们又商量着，用水添满。若愚同志一见带回来了酒，很高兴，可是一喝不对味。不久，这两个同志又去一分区执行任务。若愚同志又给高扬同志写了四个字的信：“谢谢、酒、水”。高扬同志看后莫明其妙，不知酒怎么成了水，于是亲自动手，弄来一壶酒，还尝了尝，托来人带回去。若愚同志接过。打开。倒出一杯，尝了尝，高兴地叫起来：“这回是真酒，你们来尝一尝。”那两个青年说：“我们不尝了，我们第一次就尝过了。”于是把水换酒的事如实对赖若愚向志讲了。赖若愚同志没有责怪他们，只是说：你们喝是可以的，帮助你们解了渴，提了神，那作用还不小，只是不该往里添水。你们要是灌马尿，那就黄黄的可以冒充啤酒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一次吴德恺同志从太谷到地委汇报工作，知道若愚同志有肝病，给他带了一些西红柿，让他当水果吃。赖若愚同志一见，喜出望外，高兴地说：“难得，难得，这是最好的东西。”吴德恺同志说：“对不起，就是太少了，是同志们送给你吃的。赖若愚同志一边把西红柿分给大家，一边说：“鬼子大家打，西红柿大家吃，这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地委机关一共有两头骡子，这是地委机关的主要交通工具。行军打仗，机关转移，驮东西，送病号都要靠它们。首长外出，同志出差，紧急信件的传递也要靠它们去完成。其中一条骡子积劳成病，医治无效，终于死了。赖若愚同志非常惋惜：“真可惜！它为革命立下了许多功劳，现在即使写《马书》的杨时乔复生，也无可挽回。就让它把一切都贡献给革命吧！”机关干部久不见肉，大家这回也就难得有了一顿骡肉美餐。
不久，地委机关仅有的一头骡子又病了，赖若愚同叫管后勤的同志赶快设法治疗，通信员小祁说：“死了好吃肉”。这话叫赖若愚同志听到了，狼狼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就不心疼！”小祁想得是首长生活太艰苦，假若骡子死了，可以给首长们改善一下生活。他何尝不心疼，而且他和这两条骡子都有很深的感情。赖若愚同志的责备，触到了小祁的痛处，小祁低下头哭了起来了。哭得那么伤心，弄得赖若愚同志不得不又给他擦眼泪。
为了克服困难，机关实行精兵简政，要大量缩减工作人员。赖若愚同志决定把小祁送到城高小去念书。若愚同志叫王子如同志把他的衣服往小里改一下，给小祁穿。没有鞋，王子如同志就把自己的鞋给小祁穿，并对小祁说：“这是困难时期，不要怕别人笑话你穿女人鞋，我看挺合适。”若愚同志又把从日寇手中得来的一支钢笔别在小祁的上衣口袋上，说：“把我这支心爱的战利品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
小祁叫祁真，是从晋城一直跟来的。小祁的父亲是一个老工人，家里很穷，为了革命，亲手把小祁交给了赖若愚同志和王子如同志。他们相互视如亲人。小祁上学了，遇星期天还不断回来。每次走时，赖若愚同志总想办法到厨房和炊事员商量给他弄一点锅巴或者炒面带上，这已经有点特殊。小祁觉得能带这样一点礼物回学校送给自己的朋友，已经是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