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

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

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

(太行人民抗战研究院课题研究成果报告)

        当我们提出,山西省左权县芹泉镇杨家庄村,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兵工厂最早的村庄时,始终有人质疑,认为在当代《左权县志》和关于左权抗战文章汇编中,没有关于这个村曾经是兵工厂的文字记载。因此对杨家庄村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是否真的是兵工厂的事实,持有否定的态度。

        杨家庄村未能载入文献史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所幸的是在这段历史亲历人即将全部走入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找到了当年在“杨家庄炸弹厂”“高峪三所”“军械三所”“高峪工作队”“水磨工作队”生活过并且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工人进行了采访。

        根据他(她)们的口述,我们整理了影视录像资料,也通过杨家庄村86岁杨天祥老人的亲笔书面笔录,以及我们抢救回来的三块兵工烈士墓碑,证实了杨家庄村确实是我党、我军最早成立的兵工厂(炸弹厂)的事实。

         太行山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武装的重要支撑点。它是除延安党中央所在地之外对日斗争的前敌指挥中心,八路军总部就设立在太行深山的辽县(今天左权县),时间长达5年之久。

        八路军各主力师团对日作战后,分兵建立根据地,积极开展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战斗,以土地改革为依托建立红色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坚持持久战,八路军的兵源源源不断,根据地也逐渐集中连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八路军在每次战斗战役后,都不会得到及时的弹药补充,武器的落后和数量的不足,只能以数倍于敌的兵力配合大刀长矛去血拼,往往也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

        介于只有消耗没有补给的严峻形势,政治敏锐,谋略超群的毛泽东主席于1937年10月21日向全党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造”。

        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村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为保证八路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军火补充,每个师、旅、团、游击队以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炸弹厂。

        石拐会议后,辽县被刘伯承、徐向前率领的八路军129师纳入视野,11月15日,129师师部就选择在辽县西部五华里的西河头村,随着指挥机关的落帐,师指各个机关部所都相应在周边村庄扎营。

        为了落实党中央毛主席10月21日“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只,主要方法自己造”的指示,1938年2月,129师先遣支队在师部往西1.5公里的井沟村成立了“炸弹厂”,厂长由老红军杨锡禄担任。

        由于厂址距离日伪军盘距在县城的据点仅仅五华里,极易被日军“扫荡”破坏,于是整体搬迁到“姜家庄”,后又转至“微子镇”等地。(引自文献《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晋冀豫》《山西军工工业史稿《晋冀豫根据地》“军工三所”》等书籍记载)。

        1939年10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武乡县砖璧村驻地,接见从延安来的“工兵营”全体300余名同志,15日军工部在一所召开“工兵营”到来大会。

         八路军总部在组建“一所”和“二所”后,决定将129师先遣队修械所、武安县政府修械所设备和职工迁移至“高峪村”,与129师供给部修械所合并,组建“军工部三所”。

        1939年10月,军工部三所在山西省辽县高峪村成立。习惯称“高峪三所”,代号“高峪工作队”后改称“水磨上”,所长吴卓然,副所长李作锦,教导员王永庆。所部住杨家庄。有职工303人,主要修造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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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峪三所前身】包括三部分

        一、1938年2月在山西省辽县金(井)沟村组建的129师供给部(先遣支队)修械所,老红军杨锡禄任所长,有太原兵工厂和石家庄机修车辆厂来的约40名技术工人,包括太原兵工厂及石家庄机修车辆厂动员来的技术工人。先后迁往蒋(姜)家庄、微子镇、杨家庄等地。1939年1月选定辽县高峪村,这时从河北磁县峰峰煤矿又来了部分机修工人,共有150人。

        二、1938年9月,129师先遣支队在河北磁县贾壁村成立的修械所,不久迁往武安梁沟村,所长刘森,职工120余人,主要是安阳六合沟煤矿及平汉铁路和当地手工艺工匠。

        三、位于武安列江的武安县政府修械所,有33名林县手工造机工人。有元车4部、小刨床一台、其余皆为手工工具。

        以上三部分军工业合并成“军械三所”。

        在这份文献集册中,关键词是

1、129师先遣支队修械所合并武安县政府修械所,成立“军工部三所”;

2、“三所”迁往高峪村;

3、合并后的“三所”的称谓使用的是“代号”;

4、“高峪三所”的【前身】以及三个组成部分(提到了杨家庄村是三所之前就有的);

5、明确了129师先遣支队修械所成立的时间是1938年2月,所长杨锡禄;

6、“高峪三所”成立于193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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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1938年2月,杨锡禄所长(厂长),带着他的“炸弹厂”(修械所)成立于井沟村,数月后转移,经过“姜家庄”“微子镇”,落脚“杨家庄”,一年后以“前身”的身份,成为“高峪三所”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据曹敏华先生《论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与兵工企业之运作》一文列表1、“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界人民抗日武装建立的修械所和炸弹厂概览表”,第十二行显示:“八路军一二九师杨家庄炸弹厂,成立于于1938年,职工来源不详、人数不详,主要生产的麻尾手榴弹,木柄手榴弹”

        第十四行显示:“八路军一二九师高峪修械所成立时间是1937,2”;这是一个重大的笔误!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中国才走向全面抗战,此时间段上没有八路军,没有129师,共产党的军队还是长征路上的红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军才通电全国,北上抗日。随后借机“西安事变”之契机,实现国共又一次合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编制,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7年2月尚未爆发卢沟桥事变,亦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诞生,所以,“高峪三所”的时间记载不成立,应该予以修正更改。

        另据“晋东公司”《从太行山深处走来的红色兵工厂》,讲述了八路军“炸弹总厂”的发展过程。

        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军工部。由刘鹏负责,接管了武乡县柳沟附近的曹村白龙庙修造厂,改为“八路军总部炸弹总厂”(也就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晋东公司前身),同年4月,把八路军辽县的杨家庄炸弹厂和115师壶关县马家庄炸弹厂并入炸弹总厂。

        这里提到了杨家庄炸弹厂,关键词是讲述了它的发展过程以及成为“晋东公司”的前身。

          所有文献记载证实,作为兵工业部分的杨家庄炸弹厂,应该是成立于“第三修械所”之前的129师先遣支队的“炸弹厂”,是八路军兵工业最早的武器制造单位。

        2017年5月14日以及两个月后,笔者在杨家庄村委会主任杨彦宏同志陪同下,在杨家庄村西约一华里公路边“向阳”地段,寻找到当年炸弹厂因试制炸弹而牺牲的兵工烈士墓碑两块,分别记载如下:

        “河北束鹿城北  南四塚村   陈有信之墓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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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衡水县城东南    许家庄  许寿朋   年二十四岁之墓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  申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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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村东头村庄边界处“北坛上”又发现烈士孙慎言烈士墓碑一块,上书“河北深泽县城南河庄村   孙慎言  年五十六之墓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初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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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八年,即是公立1939年,烈士墓碑所记载也早于文献记载“高峪三所”成立的日期~1939年10月。

        杨彦宏同志上高中时,曾在“陈有信”“许寿朋”的墓地,亲自用笔记本记录了十几块墓碑的碑文内容,其中记忆有三位山西省平定籍贯的烈士碑文。其中最小一人年仅16岁。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只在此地找到陈有信、许寿朋两位烈士的墓碑。杨彦宏学生时代的笔记本也无法找到下落。

       2018年6月,杨家庄村委会将陈有信、许寿朋等烈士遗骸从公路下方移灵,共寻找到无名烈士遗骨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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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信,许寿鹏等四位烈士遗骨移灵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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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烈士唯一的陪葬品——烟袋锅)

        2017年5月,笔者与杨家庄村委会主任杨彦宏一同赴石家庄、安阳寻找当年在杨家庄炸弹厂工作的王章保、魏增起、王秀英姐弟夫妻。了解杨家庄兵工厂的历史,我们对采访进行了全程录像。

        找到他们时,105岁的魏增起老人刚刚去世两个多月,王章保、王秀英姐弟回顾了他们是如何跟随大批技术工人和机器设备还有父母从河北峰峰煤矿一路辗转到了杨家庄,建立炸弹厂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经过文字整理,我已于同年5月15日,在“玉霞山九莲宫”公众号以“中共抗战时期兵工业硕果仅存的一颗活化石——采访纪实”向全国发出,并以“深山里的兵工厂”发表在2017年第三期的《左权文学》上。(《采访录》将作为附件附于本文之后作为证文)。

        据王章保、王秀英姐弟回忆,他们是作为家属随河北峰峰煤矿,英国人开办的“伊利公司”机修工人,携带大型维修加工机具设备,于1938年末进入太行山的,先后在“姜家庄”“微子镇”做过短暂停留,一般是几天的停留就转移。最后在辽县的杨家庄安顿下来,号用民房,安装设备,开始试制和生产炸弹,然后开始生产手榴弹,仿制日式手雷“甜瓜弹”,掷弹筒。魏增起在窑洞制作炸弹时,发生爆炸事故,他被巨大的气浪甩出窗外,另外几名工友都牺牲了。在后来的生产试验过程中,由于条件简陋又发生了好几次事故,都有人牺牲。

        魏增起与王秀英在工作生活中产生了革命爱情,结为兵工伉俪。

        到了杨家庄一年多后,高峪村才开始从外地来了大批人员和设备,成立了兵工厂。兵工厂指挥部设在杨家庄。南冲楼、八水圪道、横岭主要住着兵工厂的家属。

        王章保有幸见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视察杨家庄炸弹厂。

        当时从河北一共来了近200多人。

         杨家庄杨成祥说,他家的房子是土改时,由贫农协会分给他家的“果实房”。这套房子原来是本村以及在周边数十个村子都有名望的富裕户——杨来秋家的住房。炸弹厂来了以后,指挥部以及后来的“修械三所”指挥部都设在他家。第一任老所长杨锡禄就住在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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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庄村大部分房屋被军工厂征用)

        现在还健在的杨家庄村民,86岁的杨天祥书面回顾了炸弹厂在村里生活、生活的点点滴滴。由于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双耳失聪,在书面介绍中存在大量的错别字,不妨摘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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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祥老人手书证言)

        “安(按)年代回忆是37年前后安(住)兵工厂的,人数大约百十号人,都是人工造(操)作,炼铁用风活(葫)炉炼铁,一班用四个人较(浇),八个人倒班炼成铁水,用铁斗把铁水抬到大北方(房)家,导(倒)地雷,导(倒)炸弹,就使(是)(小英)住的大北方(房),西院前院大们(门)口两差(叉)造子单(弹)同(铜)炮,同(铜)炮子单(弹)一体化使(是)步枪用的东西。

       安福林住的北方(房)是除方(厨房),作(做)饭,每早会吃粥,小米粥,吃白面不多也吃,一星期吃一屯(顿),路道不方便,都是毛驴驼(驮),不段(断)?用民工,工人打铁用铁锤打,就和刚屈(钢镢)头铁炉一样,民工打柴干(赶)毛驴,驼(驮)煤,驼(驮)粮食这都是民工配合共结(供给)工厂,因(应)用。

事故发生,有一次小鬼稀硫磺包,没有放了石曹(槽)里的水,被牛哈(喝)了硫磺水,造成损失皂死的牛八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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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兵工厂制作炸药过程中用于过滤硫磺用的石槽)

        有一次实检(试验)地雷,在南进山梁上本杀(崩死)人,五个死亡,一个重伤,有一次在北院实检(试验)炸单(弹)炸单(弹)响了,死伤3人,还有一次在摇(窑)上摇(窑)里状(装)炸单(弹)状(装)响了,伤人不伤人记不情(清)了……”

        杨天祥老人从另一个方面证实着杨家庄炸弹厂的生产生活过程。

        综合文献《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晋冀豫》《山西军工工业史稿》《晋冀豫根据地》,曹敏华的《论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与兵工企业之运作》、“晋东公司”《从太行山深处走来的红色兵工厂》的查实以及杨家庄军工烈士墓志碑历史年代断代和王章保,李秀英姐弟的口述还有杨天祥老人的书面回忆,可以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杨家庄炸弹厂实属抗日兵工业形成规模发展的先驱。

        【汇总】杨家庄炸弹厂或兵工厂,从初创到形成规模的演化过程如下:

        1937年“七七事变”六个月后的1938年2月,在辽县金(井)沟村成立“129师先遣支队炸弹厂”,成立伊始不具备生存条件马上转移,在姜家庄会合了从河北峰峰煤矿伊利公司运输过来的设备和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和家属,辗转跋涉寻找可靠的落脚点,屯驻“微子镇”数日,终于选择了隐蔽性好可进可退的杨家庄村作为最后的建厂基地,安装设备投入试验生产,试制和制作多种弹药和武器器材。杨锡禄是厂长,住在杨来秋富户家做指挥场所,接受过共产党最高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的视察指导工作,大批家属散居在南冲楼(南丛沟)、八水圪道、横岭等村庄,1939年11月,仍以“炸弹厂”的称谓并入新筹建的、由129师先遣支队修械所,武安县政府修械所,129师供给部修械所合并而成的“军工部三所”,代号:“高峪工作队”“水磨上”。

         直到1946年日寇投降一年后,才整建制地跟随解放战争的步伐发展壮大分支裂变出许许多多的军工企业,为中国的解放和解放后的中国在军工事业上逐年做出令世界瞩目的军工伟业。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为兵工史的一部分,杨家庄炸弹厂在如今的左权文化志书中找不到它的踪迹,不能不说这是文史工作的一个重大的缺失。本文考证即是对我党我军军工史的一次拾遗补缺,也是一次补充探讨中国当代军工起源的尝试。


(附件)

中共抗战时期兵工业硕果仅存的一颗活化石

——采访纪实

 

2017年5月9日,为了抢救性开发和保护左权县芹泉镇杨家庄村八路军兵工厂旧址和收集相关资料,我们计划到石家庄和安阳市采访当年在兵工厂工作过的91岁的王章保老人和105岁的魏增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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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工事业的摇篮山西省左权县芹泉镇杨家庄村

从左权粟城高速路口上路,一路顺利,往日经常拥堵的现象没有发生。到达井陉后,娘子关一带雄伟的山岳渐渐平缓,著名的苍岩山也被鳞次栉比的楼群替代。我们迫近石家庄,带着轻松与喜悦的心情,我要通了朋友转写过来的王章保老人的电话,1390311××××;电话很快接通,对方是一位声音宏亮,吐字清晰的中年男子的声音,我简短介绍说:“我是山西省左权县当年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杨家庄村人,您是王章保老人家或者是他的亲属吗?”对方很耐心地听完我的介绍和询问,非常客气并非常热情地说:“对不起,我不姓王,我家亲属里边也没有您说的王章保老人,您电话要错了,请您重新核对号码后再拨”。在我头“嗡”一声之后,对方颇有礼貌地说了一声“再见”,然后就非常果断地挂断了电话。我重新核对了我所拨打的电话和留在纸面上的电话,结果是准确无误的,我感觉到采访遇到了一个不太顺利的开端。

好在王章保老人还留下了石家庄桥东区的家庭住址的信息。

带着希望,在卫星定位系统准确无误的引导下,我们找到王老的住址,但是从邻居口中得知,王章保已经有很久不在这儿住到外地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又是一盆冷水兜头倾下。一大早起来,一路向北、向东几百公里来到石家庄从心底不愿意白跑一趟,只好和司机师傅商量,再辛苦一下,拿出老八路的精神南下,把希望寄托在105岁的魏增起老先生身上。

有了石家庄白跑的教训,事先一定要先联系一下魏老先生,于是,揣着忐忑的心情要通了1393721××××的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态度依然和蔼,当我问道“您是魏增起老先生的家属吗?”对方稍稍沉默了一下说:“我是魏增起的儿子,但是我父亲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了。”在沉默中我感到浑身冷透,尽管石家庄白天温度是+32℃。又过了一会儿对方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我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想通过您的老父亲,为我们讲述一下,八路军兵工厂在我们村是怎样生活与战斗工作的,首先来到石家庄寻找王章保老先生结果不知去向,又来找魏老前辈,不幸他又去世,真是太遗憾了。

对方说,你们来的还真巧,王章保老先生是我的舅父,但却是我的生身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现在的父亲就是抗日战争在杨家庄结婚的,我和母亲生活,王章保是我现在母亲的亲弟弟,因为刚做了一起手术,现在就在我家住着,欢迎你们来。

浓浓的乌云一下子露出了阳光,到现在才感到了石家庄的气温酷热难挡。

几百公里,华北大地,气温与地球纬度在同时变幻增加,汽车在热浪中“漂移”南下,将近四个小时后,我们把车开到了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安钢生活区,魏增起老先生的儿子,魏大哥把我们一行人接到家中,在这里我们终于认识了为新中国兵工事业奉献了一生的一家人。

魏大哥的母亲王秀英老奶奶,乳名玲丽,在全民抗战烽火太行的杨家庄村与魏增起建立了革命的友谊发展成爱情结为伉俪,现年94岁,双耳微聋,精神矍铄,镶一口银色牙套,大个微瘦,背直不驼,与人交谈始终微笑,满头白黑相间浓发,美在青春幸福的晚年,四世同堂健康、乐观、豁达。她说:我现在记性不好、忘的东西多,指了指弟弟王章保说,他记性特别好,小时的事都记得,我在采访中挨着她坐,好几次长久地握着她的手,微黑松弛的皮肤下,隐隐露出些许青筋,坚强的掌股指中释放着坚强与温暖。

在开场问候中,我对王章保老人说,在井陉收费站我电话找您结果是别人接的电话,他说不认识您,王老问我:你要的号码是多少?我回答说1390311××××;他爽朗一笑说,我的电话是1350311××××;对老人如此迅速的反应我大感吃惊。

采访结束后,一位我的陪同说,这家大姐(王秀英老奶奶的儿媳)真漂亮、勤快。和我们说话插话时,手里从来没停过活。干练,她的每一次插话都能及时弥补一些她们家的快乐往事。漂亮,浓眉大眼,齿白整洁,高个头,短发,魁伟丰满,浑身没有多余赘肉,透着王秀英老奶奶身上的气质痕迹。热情,每一次言谈举止都热情周到,丝毫不因我们是来自深山一身土气而显露丝毫傲慢与懈怠。十分可亲。

64岁已经退休的魏老大哥,在父亲母亲的熏陶下,对中国兵工厂竟然如数家珍地解说,交谈中,他捧出了六、七本正规版本的关于中国兵工史的出版书籍。因为聪明过早谢顶,从鬓角的左侧(右侧)开始,灰白华发围后脑转到右侧(左侧)。声音爽朗,语音里夹杂着一些东北音儿。他说,安钢建厂时,多数老工人都是从东北来的,在这个厂里工作是相互影响,所以,语音里难免有地方方言的存在。所以,在中原的边缘,我找到了一些“乡音”,感觉亲切。至此,重新找到了上午在高速路上的感觉,采访顺利的直觉又一次回到了身上。采访一定会成功的。

王章保老人1.73米左右的身材,中等发福,皮肤白细,银发稀疏,面色白里裹着红润,双目炯炯有神,声音嘹亮,双手紧握着助行器站在客厅正中迎接了我们,因为刚刚手术,在我们一再称谢的搀扶下才肯坐下。

得知我们是为了保护杨家庄兵工厂旧址的事情专访他时,老人很激动,纠正我说:我今年不是91岁,是88岁。

整个访谈就是在拉家常的气氛和过程中开始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正式和日本鬼子开战”;正式谈话就从日本侵略者大规模侵犯中国谈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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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英、王章保姐弟

当时,我父亲王夺元和我姐姐他们都在峰峰“伊利公司”,一个英国人开的煤矿工作,都是机修车间工人,我父亲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魏增起干的是翻砂工。

1928年底的时候,我父亲和其他进步青年接到地下党的通知,共产党的部队要建设自己的兵工厂,自己生产武器弹药,支援前方抗日战场。

我父亲他们近200多人一夜之间把煤矿能运走拉动的设备和工具全部转移,开进了山西省,我当时才八、九岁,也跟着一起跑出来了,先后经和顺、武安、冀城、阳邑,来到辽县(今左权县)后,临时定点几天、十几天不等地转过一些村子,先后去过“苇则镇”、“姜家庄”、“七里店”,好象苇则镇就去过两回,一般都是没开始生产就开始转移,一直跟鬼子转圈,他来了我走了,他走了我换地方,他又来了,我们又转移了。后来才选中了芹泉镇的杨家庄村,在这个村一住就是六、七年,直到“小鬼子投降后”才离开杨家庄。

在杨家庄定下来后,兵工厂越来越大,后来就开发了高峪兵工厂,规模更是空前。晚上我们家属都住在白水圪道村(白水泉村),天亮了我们都去杨家庄村,我是儿童团员,负责站岗放哨,杨家庄村主要是厂干部和生产骨干工人住在那里。还有些人住在“南充楼”(也称南冲沟)。

“我就是在杨家庄结婚的,我老伴是翻砂工,我结婚地点在你们村子上边一个挺高的崖边上”。“门前有一盘碾子”,王奶奶补充了一句。

王章保继续说:“杨家庄兵工厂站稳了快一年了,

才去高峪村扩建兵工厂,那厂房建的很大,有些房现在还在,你们那儿的老百姓真好,现在去都还感觉特别亲。”

魏大哥接过话说:“你们村真是很好,去年我们还回去了一回,老父亲指着山坡上的房子说,我一百多岁了,不想走动了,你们去看看,当时那里是做炸弹的,我就是在那个窑洞里做炸弹出了事故,当场爆炸就牺牲了五个人,我是从窗口给炸出院子的。”王奶奶补充说,那次爆炸,他(魏增起)肩膀后背被炸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老奶奶边说,眼眶开始微微泛着泪光,这种相守一生的深厚感情可见一斑。

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

左起:韩建忠、王秀英、王章保、杨彦宏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村的陪同人补充了一个魏大哥没有说的细节,他说,去年魏增起和王章保两家人一起回到了杨家庄故地重游,我们这次得到两位老人的具体联系方式都是去年老人在当年的房东处留下来的,而且提起那次爆炸事故还有一段传奇,魏增起老人说,爆炸的一瞬间,他看见一位白胡子老头一把把他推出了窗外,态度十分肯定,似乎那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更巧的是,我就出生在这个车间的窑洞,我出生在1958年3月12日凌晨,母亲说生我的时候,睡梦中有一位白胡子老汉抱着一个孩子对母亲说,你快抱住这个孩子,这个小(男孩)是你的孩子,母亲接过孩子醒来后我就出生了。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份啊,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在冥冥中启动了要开发建设杨家庄村,首先要选择保护八路军兵工厂遗址的角度先入手呢?神秘而神奇的“白胡子”老人。

“你们村确实很好”,大姐又及时补充了一句。对杨家庄村和附近的风云人物,王章保老人都是记得住姓名的,他说,高峪后村有一个女的叫“十三晃”,人长的漂亮,走路的姿势也好看,一走起路来,大辫子一晃一晃的,后来嫁到上庄村了,如果把“高峪口”堵上,一直到“大南庄”,最大的地主就是“杨来秋”,他个子不高,长的白白胖胖的,说话总是笑呵呵的,整个沟里90%的核桃树都是他家的,一到秋天全村的女人们都去给他家敲核桃,那核桃仁堆的跟山似的,白天黑夜地干活也不给工钱,但是等核桃全部敲壳剥皮完了以后,所有参加劳动的女人们,每个人限你带上一个口袋,装满核桃仁拿回家当劳动报酬,口袋不限大小,只要你能扛得动,扛不动就换口袋,老百姓一年的用油基本是靠这样的劳动换来的,地主家的女人们也要劳动。然后一堆一堆的核桃仁就被运到天津卖了,人家会做买卖。

话题转回来又说,我们生产的武器弹药都靠杨家庄村的群众运送了,只要村公所开个文书,村里的民兵百姓就会自带干粮、牵着牲口,不是去煤窑沟驮煤,就是把弹药武器送去麻田等地方。

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中国兵工事业的摇篮山西省左权县芹泉镇杨家庄村

杨家庄有几棵大槐树可真叫大,大槐树往下那几间房都是咱们的生产车间,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说的是我姥姥家。

姥姥家院子其实是我姥爷、二姥爷、大姥爷家三家构成的,虽然是石砌的房,但是按照其天然的地形分布也构成了一个前后、上下错落的“三进院”。

八路军没有地方去购买无缝钢管,就是用扒铁轨的方式,把日本鬼子的铁路线破坏掉,把拆下来的铁轨运回兵工厂,用炉火烧红铁轨,几个人象打夯一样,把铁轨竖起来蹾,蹾着蹾着铁轨慢慢就粗了,粗了以后再把变粗的钢柱中间镟一个圆孔,就做成我们的小钢炮炮管了。

八路军里面有一个叫刘鼎的,是从德国毕业的,他发明的掷弹筒特别厉害,杨家庄兵工厂就是专门生产掷弹筒的工厂,那个掷弹筒这么长,王章保老人边说边比划了有一尺多长的样子,接着说,咱们的掷弹筒比小鬼子的好使,发射速度快、射程远,顶得上小迫击炮的作用,小鬼子战场上吃亏后,听说了是在杨家庄制造的,好几次来扫荡破坏兵工厂。

每次扫荡前,都得到情报,鬼子还没来,所有的机器设备都被埋藏在山后的沟里,隐蔽埋藏机器设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的,我是小孩,儿童团员只负责白天的站岗放哨,只有兵工厂和杨家庄村的共产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埋藏工作,再苦再累机器设备再大分解拆装向后运输只能是党员。只有党员才是最可靠的力量。有一次鬼子面对空无一人、没有一台设备的杨家庄村,恼羞成怒,放火把村子都烧了。说到这儿,我递给老人一杯水,让他平复一下情绪。

在老人沉默片刻时,我也回忆起我父亲曾经和我说过,那次鬼子进村,全村男女都是躲在村对面的南禁山上的,他们爬在山石树木后面亲眼目睹了鬼子放火烧村,也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搜出唯一躲在家中的一个姓曹(曹买成的弟弟)的中年男子,把他撵到村子“东场坝”时从后边开枪射杀的一幕。

老人又回忆到,有一次我和白水圪道李银保家媳妇一起撤离,她带着一个2岁的小女孩,正走在“老君背”时,迎面有几十个鬼子骑着高头大马,沿路两边搜索;我和她迅速离开道路,隐蔽上山,在一处悬崖下边停了下来,我钻进了一个“装不下”我一个人的小山洞,银宝家媳妇在一处树丛下藏了起来,怕孩子的哭声引来鬼子,她把自己的乳头塞在孩子嘴里,双手紧紧地按着孩子的头,我们头顶上的鬼子把“歪把子”、“三八大盖”扫射的整个山沟都回荡着,是跟八路军“独立营”干上了,那天“独立营”牺牲了3位战士。

枪声过后,老君背的山上一片死寂,鬼子走了,那母亲才松开紧搂孩子的双手,在母亲响彻山沟的哀嚎里,我知道那两岁的小女孩已经窒息而亡,而我钻进的那个小山洞怎么也不肯放我出来,洞口太小,我却挤不出来。最后我用石块把洞口往开砸了砸才爬了出来。

杨家庄兵工厂除了生产掷弹筒之外还生产“马尾弹”、“手榴弹”和“手雷”、“地雷”。尤其是手雷,外号叫“小甜瓜”,虽然是仿制日本鬼子的,但是比鬼子的手雷威力大,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手雷的结构,操作原理,同时强调,鬼子的手雷用的是钢铁弹体外壳,咱们用的是“黄铜,还是用的黄色炸药”,正是鬼子研究了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和“手雷”后,惧怕杨家庄兵工厂到了极点,所以才反复地扫荡,意图要彻底拔掉扎在鬼子眼里心中的这根“刺”,但是有总部、有八路军,有杨家庄的群众,鬼子的妄想始终没能得逞。

王奶奶补充回忆:“那时候家属都干活,主要是给军衣钉扣子”,“对了,我也会缀扣子,那活我都干过”,王秀英奶奶姐弟俩快乐地穿插着幸福难忘的童年时光。还有一次日伪特务有选择地在杨家庄的一眼井里投放了毒药,许多兵工战士干部纷纷中毒,揪出特务后,将十多个参与投毒的反动特务在大南庄公审时被处以极刑,有的被枪崩,有的用刀砍,极大地震摄了敌特分子嚣张气焰。

老人深情地回忆着他能想到的每一个细节,他幸福地想起,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每次都是半夜骑着马带着警卫战士视察杨家庄兵工厂。他实事求是地说:“左权将军来没来过杨家庄兵工厂,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见”,但是两位司令员来到,他是亲眼所见的。

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山西省左权县将军广场)

提到左权将军,他竟然深情地唱起了保卫杨家庄兵工厂的歌谣和《左权将军》的民歌,歌谣的歌词是:“煤窑沟四面悬崖几丈高,小鬼子进沟死路一条,抗日军民把住路口,看看小鬼子他哪里走”。《左权将军》则更是家喻户晓,此时是老人一个人发自心底的歌唱,但是我听到了整个太行山和华北大地在共鸣,终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王章保老人,你是中国抗战时期八路军兵工业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活化石,你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工业发展的全过程,毫不夸张地说,杨家庄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做出功不可没的贡献,杨家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军工的摇篮,不论祖国的卫星还是飞船,无论它升起在九泉可岚或是海南,点燃发动机的第一缕火焰就在杨家庄,骄傲永远属于——左权。

2017年5月14日,在杨家庄埋葬当年制做和试验武器而牺牲的兵工烈士墓地,我们找到了两块用红砂石锻出来的墓碑:第一块写着,河北东鹿城北南四塚村,陈有信之墓,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未时。

另一碑文:河北衡水县城东南许家庄村许寿朋,二十四岁,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申时故。

民国二十八年时为公历1939年,兵工厂到达杨家庄村第二年,就有十数名兵工烈士埋骨在这万倾青山之中。

烈士其他遗骨与墓碑正在整理之中,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早日回家。

 

                            韩建忠

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

军工火种   兵工堡垒村——杨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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