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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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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认定 (二)父亲与“一二九”、父亲与李德伦的故事 (三)世纪之交——记我父亲与李德伦先生的情谊 (四)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 陆璀、 程之平、刘春、岳欣 (五)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 陆璀、 程之平、刘春、岳欣 (六)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 陆璀、 程之平、刘春、岳欣
本文内容 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符浩、樊作楷、李强奋、张德群、侯野峰 符浩有些与李连璧相似。 符浩1916年生,比李连璧大一岁,是陕西礼泉人;1935年入西安师范读书,在校期间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发表过文章,宣传抗日救国;“西安事变”后,去了泾阳的安吴堡青训班。安吴堡离符浩的老家礼泉县东乡镇很近,几十里的路程。不过,符浩与李连璧在青训班没有交集。符浩于1937年10月去了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2月入党;3月分配到八路军115师独立支队当民运干事,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独立支队主要活动在晋西南。1940年,独立支队在陈士榘率领下到山东,与115师陈光、罗荣桓部汇合。其中副支队长黄骅、参谋长何以祥、政治部主任王麓水在山东的抗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黄骅和王麓水两人在战争中牺牲了。 符浩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在115师主力部队中从事敌工工作。陈士榘到山东后,任115师参谋长。独立支队编为教二旅(曾国华、吴岱)。符浩先后任四团敌工科长、渤海军区敌工科长。山东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是与日本鬼子作战的最前线,条件艰苦。符浩是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真枪实弹干过仗的人,一直在前线,担任重要工作。 1944年,时任渤海军区敌工科科长的符浩与日军俘虏竹田大尉。 (图源:照片由符浩子女提供) 外交部里,与符浩经历相同的还有115师敌工科长胡成放(中国旅行社社长,驻智利大使)。 1946年,马歇尔来华进行国共调处。符浩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德州第十五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临时授上校军衔)。这一经历使得符浩成为第一批调入外交部的军队干部。 军事调处是二战后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代表来中国调停国共冲突,由美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队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在北平协和医院、北京饭店设有执行部。中共方面派有代表、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过军事调处的中共方面的干部有一大批在建国时调入外交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主干是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来,改变了共产党军队中鲜有知识分子的状况。这部分人在革命战争中迅速成长,以至在国共谈判中挑起大梁。 在军调执行部工作过,后来调入外交部的官儿,最大的要数耿飚了。他是中共方面的交通处处长。此外还有黄华、龚澎、董越千、章文晋、柯柏年、马振武、彭华、康岱莎等一干人马。 1946年,董越千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工作照。当时为了行动方便,穿的是国民党军大衣。 董越千王兰珍夫妇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照,身穿解放军的服装,没有军衔标志。 (图源:照片由董越千子女提供) 陈书亮康岱莎夫妇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时的合影。 1946年,陈叔亮康岱莎夫妇在军调执行部时与李克农的合影。三人都佩戴执行部的徽章。 陈叔亮任驻柬埔寨大使时与西哈努克国王的合影。 60年代,陈叔亮(中方左二)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毛主席会见外交部领导和部分驻外使节。 陈叔亮大使在招待会上致辞。 陈叔亮大使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中)及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合影。 陈叔亮康岱莎夫妇在罗马尼亚与政要会面。 60年代,陈叔亮康岱莎夫妇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在中国参观。 康岱莎陪同邓小平、王海容、柴泽民会见美国客人。 50年代末,周总理接见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外交部干部。周总理左侧是康岱莎。前排右三是作者的母亲王宏瑜。 60年代,周总理邓颖超夫妇、陈毅外长张茜夫妇接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夫妇、宾奴亲王夫妇的照片。陈叔亮(后排左一)康岱莎(二排左二) 60年代在长江三峡船上的合影。左起张颖、周总理、陈毅外长、张茜、康岱莎、陈叔亮、龚普生、章汉夫。 60年代,康岱莎、张颖(左一)在长江船上与周总理的合影。 康岱莎(前排右一)陪同邓小平、乔冠华会见美国代表团。前排右二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乔治·布什,后来当了美国总统。 (图源:照片由陈叔亮子女提供)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执行小组有: 第7组 陈叔亮 第8组 林平 第9组 黄镇(少将军衔) 第15组 符浩 第17组 韩念龙 第29组 谢甫生 青岛执行小组 姚仲明 保定执行小组 柴军武(柴成文) 这只是不完全的统计。 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每个组都由国共双方的代表和美军代表组成。执行小组的任务是监督全国各地国共对峙的战场情况,小组现场视察,确定实际情况,以谈判的手段开展工作。美军代表起调停的作用。国共双方在每一个角落的争夺非常激烈,谈判过程也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种斗争方式要求中共代表必须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斗争艺术。有美军代表在场,就必须有翻译人员,还得有人记录、整理各种资料,然后上报执行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直接和美国人打交道,从而积累了宝贵的对外交涉的经验,提高了外交能力。 1946年初,符浩作为军调部德州地区中共上校代表。 淮海战役结束后,渤海纵队召开纵队党委会总结。后排左三为符浩,时任渤海纵队组织部长。 (图源:照片由符浩子女提供) 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制定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外交部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具体做法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人员一个不用。新中国驻外使馆人员从大使到工勤人员,90%都是从军队调来的干部,因此,有文化、懂外语、有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经验的军队干部最优先被调入外交部。参加过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中层干部,几乎悉数进入外交部工作。 这里面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新中国外交部成立时,军委系统由李克农(副外长)搞了一个武官训练班,补足驻外使馆的配置。符浩就是从军队选拔到武官训练班的,还有一些干部也是从武官训练班进入外交部的,如何英、杨琪良、柳雨峰、张士杰、郑为之、李清泉、王泽、许文益、魏宝善、国鹰、王崇理等。这个武官班只存在了几个月。其中大部分人在1950年7至9月间都外派到中国驻外使馆去了,成了外交部的干部,驻外身份基本上是参赞或一秘。 建国之初,中国驻外使馆也有武官。武官由军委情报部派出,穿1950年军队配发的军装,没有军衔。那时还不分什么陆军武官、海军空军武官,在使馆的地位相当于一秘。因为咱们那会儿还没有什么空军和海军呢。后来中国驻外武官一直由总参二部派遣,基本上是上校军衔为多,地位有所提高,相当于参赞一级的官员。 中国驻外武官级别最高的要数韩振纪了,1955年被派往驻苏联使馆任武官时是开国中将。 符浩1950年被抽调到刚成立的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集训。后来武官集训班脱离了中央军委情报部,全部转入外交部。 符浩调到外交部外派的第一个职务是1950年驻蒙古临时代办、参赞。当时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是吉雅泰,蒙古族人,1925年的老党员。 符浩从蒙古回来以后,又被派去朝鲜,出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顾问;回国后,任亚洲司副司长;1955年去印度,接替申健任参赞;回国后一直在部机关工作,任政治部副主任、干部司长、办公厅主任。 1971年,符浩协助周总理,直接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符浩作为代表团秘书长,与乔冠华、黄华一起出席了联大会议。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重视。这是新中国外交人员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舞台,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符浩1972年出任副外长,1974年出任驻越南大使。任职期间,符浩仔细研究越南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的结论是越南目前的做法将把中越两国引向战争,很有远见。当时邓小平第一次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在报告上的批复大意是跟他的判断差不多。果不其然,几年后中国忍无可忍,在边境地区回击越南的挑衅。这充分体现了符浩对党和国家的忠诚、胆略和水平。 1977年,符浩出任驻日本大使,参与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谈判和缔约的工作。当时,和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符浩坚持原则又积极出招,最终中日和约签订,为邓小平访日扫清了障碍。之后,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大量进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符浩(右一)陪同邓小平出访,正下飞机。 50年代初,符浩作为亚洲司副司长兼支部书记发表讲话。 1971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前排左一为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左二副团长黄华,左三代表符浩,后排左一翻译唐闻生,左二代表熊向辉,左三代表陈楚。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宴会上与符浩干杯。中间白头发者是前国民党将领郑洞国。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前排左一是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左二邓小平,左三中国大使符浩, 后排左一女性为邓小平夫人卓琳,后左三为女翻译王效贤。 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握手。中立者为首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 1979年4月,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访问日本,符浩大使陪同观看日本文艺演出。 80年代,符浩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和夫人。后排中间戴眼镜者为符浩夫人焦玲。 (图源:照片由符浩子女提供) 1982年,符浩回国再任副外长、顾问,以及第六第七届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符浩是文革中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的主要撰写人之一。这张大字报是外交部91名中高层干部联名为保陈毅而写的。大字报出来后,一度受到严厉批判。后来有一次接见外宾后,周总理留下跟毛主席说话,当时符浩在场,说到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周总理指着符浩说:“他就是‘九十一人大字报’签名人之一。”毛主席说:“我是赞成‘九十一人大字报’的。”有了毛主席的首肯,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签名人全部解放,大家都很感谢符浩。当时正值中国与外国建交(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高潮,这些人都得以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岗位。 符浩的夫人焦玲是山东人,曾经担任过参赞职务。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夫人担任过参赞职务的人屈指可数。焦玲下放五七干校时,曾经在湖南虎踞山干校担任过幼儿园园长,尽心尽力,与许多年轻干部认识,口碑不错。 樊作楷,湖北人,1918年生。履历上说,他1935年在武昌读书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那时樊作楷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武汉地理位置居中,京汉铁路使得交通便利,信息传播迅速。武汉是受北平“一二九”运动影响较早的城市,学校也比较多。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就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和支持。到1936年2月民先成立后,爱国学生运动席卷全国。 1937年冬,樊作楷去了安吴堡青训班;之后参加了民先,1938年入党;之后回到湖北应城京安一带,做地方上的党务工作,任县委书记;后来一度调到山东工作,任过滨北地委委员、统战部长、华东局社会部科长;全国解放时又回湖北孝感,任地委委员;一路做上来,任孝感地委书记、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政府秘书长。 1964年,樊作楷调外交部,文革中平稳。中国恢复外交活动后,第一批任命的大使其中就有樊作楷,1970年出任驻索马里大使;1975年任驻马里大使;任满后文革已结束,粉碎了“四人帮”。 1979年,樊作楷任外交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总务司长。那时外交部还没有设财务司、基建司等部门,所有有关经费,例如国外建馆、干部住房分配、后勤吃喝拉撒都归总务司管。正好在65岁坎儿上,樊作楷于1983年出任驻伊朗大使;回来后,出任外交部钓鱼台经济开发公司首任董事长。 该公司后来成功上市,玩儿的挺大,后来还和茅台酒厂合作生产钓鱼台茅台酒,年产3000吨。钓鱼台国宾馆归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管辖。钓鱼台经济开发公司是钓鱼台宾馆管理局下属的子公司。外交部的干部中没有几个能做经济工作的。能在大的上市公司做老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樊作楷还是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在外交部内跨界幅度大。 李强奋,陕西人,1917年生。履历上说,他1935年在中学读书时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这个时间与“一二九”运动吻合。李强奋1938年1月参加民先,入安吴堡青训班。 这里说一句。安吴堡青训班是全国爱国青年投奔延安的接待站、审查站,成立于1938年春,止于1940年4月,共举办了14期,学员12000余人。各地青年到安吴堡青训班后,先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阵线的基本方针等,对中共有比较多的了解,再审查政治态度、个人基本情况,然后分配到延安的不同单位,防止国民党敌特混入。 外交部干部中,出自安吴堡青训班的干部得有大几十个,一般都是有文化的青年,读过书,接受新事物快。在外交部工作的,出自安吴堡青训班的老同志离休之后经常组织聚会活动,到会者几十名。外交部老干部局的刊物上曾经报道过,领头的好像是许文益。许文益在青训班当过指导员。 外交部干部在青训班任职最高的要数曹瑛了。曹瑛是外交部的老资格人物,1925年的党员,早年任职很多,1932年被捕,被判无期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的营救出狱。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安排在安吴堡青训班,任职工大队教导员。那时青训班的主任是张文彬,副主任胡乔木,两人都不如曹瑛资格老。 曹瑛、李连璧、樊作楷、李强奋、莫燕忠、许文益、沈平、王越毅、王崇理等在外交部任过大使职务,还有一些就不一一细述了。 李强奋自青训班毕业后就在陕西地方政府工作;1943年回延安,上延安大学;“光复”后到东北工作,干了公安。李强奋一直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1955年调入外交部,入部后任人事司专员、二亚副司长;1961年外派到也门,任参赞。 也门这个国家挺有意思。以前分为也门共和国(阿拉伯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亚丁。后来两国合并了,就是现在胡塞武装闹得特别厉害的红海口那地方。胡塞武装经常用火箭、导弹、无人机袭击从红海经过的西方船只,以支持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打。不过胡塞武装从来不会袭击中国船只,可能是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军官很多都是在中国军校训练过的吧。 文革过后,李强奋作为第一批外派的高级外交官,于1969年出任驻南也门的代办,1970年任大使。这时,中国的外交事业还没有恢复走入正轨,李强奋虽然身为驻外大使,可是夫人孟淑芳尚在外交部湖南茶陵五七干校(四排房)干活种地呢。外交部这种情况很普遍,夫妻一方身居要职,时不时报纸上露名,而另一方却远在千里之外的五七干校劳动。子女也大都天南海北,插队当知青的孩子几乎家家都有。 1972年,李强奋出任驻赞比亚大使。这个位置当时挺重要的,任务量大,因为当时正在修建坦赞铁路,参加的中方人员有大几千人。有了这条铁路,赞比亚就可以将其丰富的铜矿石运到海港出口。70年代,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隔三差五就来中国访问一回,连中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花白的短发,瘦长高个儿,老穿一身看起来像中式服装的立领衣裳。 赞比亚国父——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图源:网络) 1977年,李强奋回国,升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长。干部司是个权力很大的部门。外交部工作特殊,国内国外两套人马,所以干部任命调动比其他国务院部委机关要频繁得多。人一动,就有位置安排。一句话,干部司管干部的升迁调动,人人敬畏。 李强奋出任干部司长时,正是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黄华出任外交部长的时候。外交部干部多,文革积累下来的各种案件极多。 李强奋任干部司长期间,执行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原来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很多人都是在李强奋任期内解决的工作问题,所以李强奋在外交部老一代的干部中口碑不错。1982年,赶在65周岁之前,李强奋又出任驻东德大使,任满后离休。 张德群,河南人,1914年生,就读于开封中国中学和开封省立第一高中;1935年冬,在开封参加学生运动;后参加开封抗敌流动剧团;1937年12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上是在新四军活动的区域从事党的工作,做过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期间,出任过皖苏地委书记兼六分区政委;全国解放前后,任淮阳地委书记兼淮阳军分区书记;1952年,调任援越顾问团政党土改组组长、顾问。 能被国家选中,隔山跨水调去支持越南的干部,肯定是很优秀的干部。出过国工作的干部是纳入外交部调入的人选。 1955年,张德群调北京,任中组部外交外贸干部管理处副处长。外交部有好几个干部是从这个处调来的,如莫燕忠、杨克明等。 1958年,张德群调入外交部,任部党委办公室主任,是司局级干部;1960年,出任驻苏联参赞。当时苏联使馆是中国驻外使馆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使是继王稼祥、张闻天之后的刘晓。一般来说,大使任期4年。刘晓在这个位置上干了7年。刘回国后,出任外交部常任副部长,协助陈毅工作。张德群也调回部机关工作。文革中张德群没什么事儿。 1970年,张德群出任驻古巴大使。这是外交部恢复外交工作外派的第二批大使。这一拨外派大使有一共同特点,就是来外交部工作的时间都不太长,不少是1964-1965年调入的,如王越毅、马子卿、杨守正等。第一批十来个大使是1969年派出的。 张德群任期满后,于1975年出任首任驻巴西大使。一般来讲,能外派为首任大使的干部通常在外交部有比较丰富的外交经历,当过大使,资格比较老。 张德群于1982年离休,曾担任过外交部干部工作咨询组组长、中国拉美友协的副会长。 侯野峰,1918年生,绥远(今内蒙古)人,1937年1月加入民先,同年7月加入共产党。侯野峰在校读书期间任绥远省学生救国会主席,这个职务相当于北平的学联主席,在绥远是学生运动的一号人物。他毕业后任过《临河日报》社社长;1940年到延安,在军委二局工作。军委二局是搞情报的高层保密部门。能进入二局工作,说明了政治上的可靠程度。 光复后,侯野峰赴东北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任《黑龙江日报》社长;随军南下后留在江西任九江县长、地委书记;1956年任江西省委委员,后任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党校书记、江西省哲学社科研究所所长。 革命起步于学运,办过报,在中枢搞过情报工作,在地方上担任过行政党务方面的职务,专业搞过政策理论研究,是一个很丰满的履历。 侯野峰是1964-1965年调入外交部的那批干部,入部后学习一段时间,出任非洲司副司长。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入外交部后,任职副司长但不管外交业务,主要是跟着学习,熟悉外交业务和流程,然后外派到使馆任职。这一批调来的干部都是这样安排的,极少留在部机关直接处理外交业务。 侯野峰还没有出国任职就赶上了文革开始,1969年下放到五七干校。 1971年底,侯野峰被任命为驻突尼斯大使。 突尼斯这个国家跟中国的关系有点儿复杂。1964年1月中突建交,中国派姚念为大使。之后,突尼斯跟美国来往密切,主张“一中一台”。文革开始后,大使、参赞回国参加运动。驻突使馆人员受极“左”影响,公开上街宣传文革,引起了突当局的不满,中突关系紧张。1967年,中国宣布关闭驻突尼斯使馆。这种情况在中国外交史上极为少见。文革期间,中国驻外使馆除埃及、阿尔巴尼亚外,都是只派几个低级别的外交官看摊儿,仍然保持使馆的存在,但突尼斯除外。中国一直在观察突尼斯对中国的态度。1971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决定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驱逐台湾,中国才决定恢复驻突尼斯的大使馆。 汪文斌从突尼斯大使任上调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之前,2004年,汪文斌调离外交部到国务院办公厅,给卸任的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唐家璇当秘书;两年后回外交部任驻外参赞;后回部任副司长、驻突尼斯大使;2020年出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2024年调任驻柬埔寨大使。 1971年-1973年任命的大使和外交官多是从五七干校直接调回来,看看文件,学习几天就带着五七干校的风尘赴任去了。这是那个年代中国外交人员的独特样子。五七干校劳动的辛苦、政治运动的紧张、日晒雨淋的憔悴所留下的印记不是短时间就能完全消除的。在国际场合,外交官是最讲究穿戴打扮、外表仪容的,因为代表的是国家形象。现在回头看看那时中国的驻外大使,他们在外交场合基本上都是穿中山装,西方人称为“毛服装”。 那时,外交人员出国要到指定的地点去置装。高级干部可以去“红都”服装店量体裁衣。这个店在东交民巷,与外交部招待所一墙之隔,主要为中央首长和高级外交人员做出国服装。一般外交人员去北京百货大楼,那里有专门做西装的裁缝店。那个年代的中国市面上没有卖西装的,只能定做。中国裁缝的手艺比起外国名牌西装来还是差一大块的。中国民间开始穿西装是90年代前后的事情了。 特殊的历史年代有特殊的国情,不足为怪。70年代初,你要是穿件西装上街,那就是洪水猛兽,如同动物园的猴子跑出来了一样,会引起路人的围观。那时,中国基本上不和外国打交道。北京街头出现外国人,无论肤色白黑,总会出现围观现象。我们这一代人记忆犹新。 反观中国外交官到别的国家去,也会遭到许多记者传媒的围观拍摄。他们想看看中国外交官是什么样子。一般的印象是男士一律蓝灰色“毛服装”,不苟言笑,严肃板正;女士不穿裙子,着长裤,不抹口红,不戴项链、戒指一类的首饰。这是那时中国外交官的标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国外交官穿西装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之一。 先期外交部已派人赴突安排使馆的问题。1972年2月侯野峰到任,任满后调任驻伊拉克大使。 侯野峰逝世较早,1991年去世。 外交部子女中与侯野峰家熟悉的不多。外交部子女很多都是通过互相认识而认识家长的。
– 未完待续 – 作者 | 孟京生 图片 | 详见图源标注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使节轶事):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