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
1943年9月至12月，日本军队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山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残酷扫荡。 石少华摄
沙飞给民兵队派来的小伙子倒了碗水，拍拍他的肩膀，严肃地说：“我们非常感激民兵队和乡亲们的帮助，但是一定要想法子保护群众，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前几天不是搞了几个“疑洞“吗?如果敌人逼得厉害，就带他们去挖好了。送敌人几台破机器，乡亲们的日子不就好过些了吗?”随后沙飞同志把部分“疑洞“的位置告诉给民兵的代表。
第二天清早，敌人派了几个汉奸带日本鬼子进山，不料在山口附近踩响了地雷，带路的汉奸被炸死。对面山头的侦察小组打了几枪，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不知虚实，吓得缩了回去。夜晚，上庄村的民兵队长又来到山上，他们报请当地区政府的批准，处决了那个坏家伙。这件事使老百姓很高兴，就连日本人和汉奸看到被民兵处决了的尸首也大为震惊。他们深畏民兵的神出鬼没，因此生怕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民兵队长还告诉我们：“群众按照沙主任的意见，领敌人挖了两个“疑洞“，他们守着那一堆破机器，还以为挖着了什么宝贝!”为了支持民兵队的活动，沙飞让工兵班长拿来一些弹药、地雷送给他们，并且嘱咐他要谨慎从事，保存力量。
埋地雷 1943年 石少华摄
在我们转移上山的第六天，我和沙飞商量了一下，觉得敌人已经盯上这一带，而我们只要保住人员和设备就是最大的胜利，不宜同他们过多纠缠。现在敌人既然挖不到画报社的设备，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转移到第三营地。沙飞指定杨四喜和工兵班长分别负责全盘联络和军事指挥，并再三叮嘱他们：一旦形势有变，情况紧急时，可以相机撤到第二营地。
几天以来，我们的同志每天都给房东挑水、打柴，老两口非常高兴，整天笑咪咪的。两位老人的儿子也在八路军的部队上，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跟战士们拉家常。听着几个小伙子活灵活现地讲起部队打仗的情况，这老两口乐得像看见亲生儿子一样。那老汉见我们收拾东西，整装待发，急忙找到我们的房里，迎面就问：“你们要走啦?”沙飞拉住老汉的双手，耐心地解释说：“老大爷，我先给您留下10个小伙子，用不了多久，大队人马还都要回来呢!”老汉这才放心地连连点头，然后又到外面告诉他的老伴去了。
队伍集合后，很快便翻过了山梁。我告诉沙飞：向左就是第二营地，向右可以通第三营地。沙飞打算先去第二营地看看，于是为了缩小目标，我们决定由王清江带大家去第三营地，我和沙飞、曲治全、李明去第二营地；这样，曲治全和李明可以熟悉地形，以后便于联络。
我们沿着山梁往前走了一段，然后开始下山。已经远远地看见营地的村庄时，突然从茂密的草丛里钻出两个荷枪实弹的人。沙飞眼睛好，冲那边大喊了一声：“张四?!你是放哨的，还是来要我的买路钱的?”张四笑呵呵地跑了过来说：“我们在这儿盯了半天，早就认出你们了。“
原来，他们两个是隐蔽在这里的暗哨，以防敌人派出的特务和暗探。沙飞开着玩笑说：“好啊，把我当成特务了是不是?”张四挤了挤眼睛：“哪儿能啊!我是想让您看看我的警惕性儿。“沙飞捅了他一指头：“这小子!”大家都笑了。
张四让那位民兵留在原地，他自己带我们去找裴植。一路上他边走边告诉我们：印刷厂的张雨川厂长当天早上来过，把何重生、康健、高华亭等同志接走了，程管理员和饲养员也随他们一起，把所有的马匹、骡子都送往第三营地了。
我们见到裴植后，他立刻对这里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一带山上、山下都有民兵组织，我们的侦察小组同民兵接上关系后，随时都能严密地监视敌人的动向。据侦察：近日来每天都有日军从山下路过，向城南庄方向集结。但由于这一带没有大村落，小村庄又很分散，而且老百姓的坚壁清野也比较彻底，所以敌军总是匆匆而过，并不停留。
我们稍坐了片刻，又随裴植看望了驻扎在这里的30来位同志。沙飞特意询问了章文龙同志的情况。章文龙是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画报社来的。他生性严肃，不苟言笑，但是工作起来相当出色。他的文学水平很好，在画报社编辑部的同志中威信较高。沙飞虽然兼任编辑部的负责人，但是日常工作大都由章文龙承担下来，成为沙飞的得力助手。这次上山以后，章文龙犯了痔疮病，走路、睡觉都很痛苦，而当时又没什么好药，所以沙飞嘱咐裴植和其他同志对他多加关照。
沙飞与石少华在河北阜平神仙山脚下 1944年
离开第二营地，我们继续向第三营地进发。行军的路上，沙飞又一次谈起了关于办好画报的种种设想。他认为：《晋察冀画报》虽然已经办起来了，但是困难和问题还很多。当前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提高稿件的水平和质量。画报历来都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刊物，所以不仅要刊登配合形势的新闻照片，注意提高新闻照片的质量，而且还要在“艺术“二字上下大功夫，推出一批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艺术照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画报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这显然是沙飞的一贯想法。《晋察冀画报》在他的主持下，从第一期开始就不断刊登一些报告文学、诗歌和美术作品。他希望今后更进一步地侧重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以便提高画报的艺术质量。沙飞的这一主张，对于《晋察冀画报》乃至我们整个摄影事业的健康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萦绕在沙飞心头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晋察冀画报》，他往往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全盘考虑整个摄影工作的得失。记得也是在这次的行军途中，他谈到冀察热辽的工作。他说：“那里将来是挺进东北的先头阵地呢!雷烨同志牺牲以后，我一直考虑要派个人过去，负责那里的摄影工作。现在看来，北岳区、冀中区还算可以，但是像冀察热辽那么重要的地方，定要设法加强。我看，将来还是把罗光达调去比较合适。“我没有打断他的话，因为我很想听听沙飞同志的意见、插话，怕打断他的思路。
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已经接近了第三营地。穿过一片密林，驻地的村庄便隐约可见了。离村口还有老远，就看见赵烈和张雨川迎了出来。沙飞爱开玩笑，压低声音对我们说：“快看，二位营头儿来找我们要路条儿啦!”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赵烈和张雨川来到跟前，让我们笑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看着沙飞那得意的样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曲治全问：“你们也跟着笑什么?”张雨川扬一扬他那双大手，说：“管他呢，这几天累得够呛，笑笑也痛快!”沙飞接过他的话头：“对呀，这才叫只管吃药，不问药方!”一句话逗得大家又笑了。
赵烈和张雨川把我们带到村里的一座院子，院里有三间北房和东、西各两间厢房。西房是贮藏室和牲口棚。房东一家为了照顾我们，自己搬到东房去住，把最好的三间北房全部腾了出来。我们刚一进院，房东便闻声迎出房来，沙飞走上几步，热情地握住房东的手，再三感谢。
走进北房，只见电话员已守在电话机旁值班，墙上也挂好了军用地图。这间屋子的两侧各有一个房间，根据赵烈的安排，沙飞和我住在东侧，赵银德、王清江和电话员住在西侧。我们的房间里支着一张桌子，周围还有几条板凳。大家坐定以后，赵烈把驻地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据侦察小组报告：从这里往西二十余里便是五台县境，那边村落分散，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比不上灵丘，但是由于山高林密，而且直通五台山，所以便于隐蔽。往东面走，大约四十里以外就是山区和平原的交界，沿途大都有一人高的野草和灌木林，同时也可以找到几个村庄。总之，在必要时这东、西两个方向都能成为我们的活动区域。这一带的山下当时尚无敌情，但是老百姓已在地方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实行坚壁清野，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沙飞又询问了粮食、饲料和群众的情况，张雨川作了详细的汇报。他还告诉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同志也在花塔山附近活动，但是为了便于分散隐蔽，边区政府给他们另行指定了转移区域，所以山上还只有晋察冀画报社一家。由于接通了电话联络，我们很快便得知：《晋察冀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的位置，距我们不过30余里。沙飞与邓拓同志很熟，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近在咫尺也是无法相见的。
我们刚刚安排好，赵银德就带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军区政治部锄奸部的吴科长，另一位是侦察员。吴科长这次上山，是专门来传达和落实余光文部长的指示。反扫荡开始以后，军区主力早已转移到外线作战，留在内线的机关和部队分别由两个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其中的一个由余光文部长负责，我们画报社就归属于这一部。军区决定：指挥部在反扫荡期间仍然沿用军区政治部的名义，余光文同志代号301。为了保密起见，军用电话一般只准用于通报敌情，而有关部队行动的重要命令和通知则由指挥部派专人传达。
吴科长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并传达了指挥部的决定：军区机关已在山西境内的满山地区临时组建了一个营地，那边比较安全，希望我们迅速将身体较弱的同志疏散过去，以便能在花塔山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疏散转移的人数可以在40名左右。吴科长又取出一张通向满山的路线图，交代了一些细节，随后便匆匆告别。
沙飞同我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裴植领队，把编辑部和印刷厂的部分同志疏散到满山营地去。于是，赵烈立刻动身前往第二营地，帮助裴植做好疏散的准备工作。这批同志转移到满山营地之后，第二营地剩下的同志也就都撤回我们这里，只留下一个侦察小组，继续监视阜平方向的敌情。
疏散工作刚刚安排停当，沙飞又开始考虑反扫荡结束以后的种种打算。他认为：为了争取尽快地恢复各部门的工作，应当赶在日军的兵力部署完毕之前，让王炳中和流萤迅速离开花塔山，分别回到北平和冀中。
王炳中曾经是北平的印刷技术工人，与何重生、高华亭等同志是师兄弟。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北平地下党的教育和帮助下，一起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1941年又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参加筹建画报社的印刷厂。何重生是从事照相制版的高级技师，王炳中和高华亭也是熟谙印刷工作的技术人才。《晋察冀画报》于1942年7月正式出版后，为了保证摄影、印刷和制版材料的供应，经军区和边区城市工作部的批准，在北平、天津专门设立了秘密采购点。王炳中就是被沙飞同志挑选出来，担任这项艰巨、危险的工作的。王炳中的弟弟在北平开设了一家照相、印刷器材商店，于是他就利用弟弟的关系，秘密收购晋察冀画报社所需要的物资。同时，他还以那家商店的采购员的身份，活动在平、津等城市，积极开展工作。军区司令部专门为他选派了一个名叫窦唯明的侦察班长，潜伏在北平、天津，负责把他买到的器材转给地下组织，运回晋察冀。他们两人单线联系，配合默契，从未暴露过任何破绽。
为迎击日寇“扫荡”，晋察冀画报社加紧军事训练 1943年 赵烈 摄
王炳中当时大约有40来岁，蓄有胡须，显得很老成。据说这是因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打扮得老成些，在敌占区便于活动。他一身商人打扮，彬彬有礼，而且会讲故事，能言善辩，所以印刷厂的工人们都叫他“王大聊”，时间长了，他自己也不在乎。这次回根据地，他一是为了汇报工作，二是打算取一些购买器材的经费。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许多物资都日益紧缺，因此购买大批器材常常要付金条或银元，日伪的金元券越来越吃不开了。沙飞十分理解他的苦衷，上山前就为他到晋察冀边区银行进行了联系，因此边区银行写了一封信给北平近郊一家半公开、半地下的商行，请他们为王炳中提取一批金条和银元。这件事使王炳中非常感动。王炳中有个师弟在天津，开着一家照相、印刷器材商行，所以他希望增派一个同志去天津，直接从他师弟那里解决一部分器材。天津水路、陆路都很方便，一旦接通关系，既可以减轻北平地下组织的负担，又可以更稳妥地保证供应，添补画报社的物资消耗。在王炳中动身返回北平的前夕，沙飞同他谈话：“你的建议我们考虑过了”，并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有倒是有一个，”王炳中不慌不忙地答道：“就是怕你舍不得。”“嗬，你这个王大聊跟我来上激将法了啊!”沙飞看了看我，笑了：“要是兜圈子，我一个人也不给你派。”王炳中连忙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看上的是我们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李鸿年同志。李鸿年抗战前曾在天津工作过，对天津的口音和生活习惯都很熟悉。另外，他不仅在摄影印刷器材方面十分内行，还能修理照相机，将来可以有个职业掩护。沙飞耐心地听着，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对王炳中说：“李鸿年同志政治上可靠，工作细心，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过，接照保密工作的纪律，这件事必须先上报军区批准，反扫荡结束后才能决定。”“只要在你这儿过了关，让我再等些日子也不碍事!”王炳中高兴得一把抓起他的商人礼帽，转身要走，又被沙飞叫住了。“回到北平，你去看看何重生和高华亭的家属，如果有什么困难……”沙飞停了一下，然后又果断地说：“你可以动用一点儿公款，以你个人或者你弟弟的名义接济他们一下。”王炳中有些动感情地看了看我们，小声说了一句：“我明白你的意思。”接着，沙飞又叫来他以前的警卫员白连生，嘱咐他第二天一早护送王炳中下山，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要设法保证王炳中同志的安全。告别了王炳中，沙飞又同我商量流萤同志动身回冀中的有关事宜。流萤是河北省邯郸人，1937年他15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担任宣传员。1938年，他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分配到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担任过副排长、团宣传队长、文化教员等职。1940年冀中军区政治部开办第一期摄影训练队，七分区便把他选送来学习，毕业后回到七分区政治部任摄影干事，后来又担任摄影组组长。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以后，他一直在冀中坚持工作，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1943年我来晋察冀的前夕，他从七分区到冀中军区汇报工作，冀中军区政治部专为他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览，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我调到晋察冀画报社时，推荐他继任了冀中军区摄影科科长，并请他随我一起来晋察冀军区，向沙飞同志汇报工作。日本侵略军1942年在冀中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时，修建了无数座岗楼和据点，冀中军民当时只能坚持秘密的斗争。但是今非昔比，一年多来，大量的炮楼和据点已被我们拔除，冀中平原所特有的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也逐渐从初级发展到高级，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少数的大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正需要我们摄影工作者深入到基层去，不失时机地把镜头对准这场伟大的斗争，真实、生动、深刻地纪录这段壮烈的历史。
因此，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组织、恢复和发展各军分区、各主力兵团的摄影队伍，继续通过开办摄影训练队的方式培养人才，用新生力量补充反扫荡中的伤亡，从而更加扎实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充分发挥摄影事业的作用。沙飞考虑到冀中军区的摄影队伍基础比较好，流萤同志又熟悉那里的情况，所以急于安排他尽快返回冀中，迅速组织拍摄一批稿件送交画报社，以填补晋察冀军区由于反扫荡而可能造成的空白。就这样，沙飞让宋贝珩同志护送流萤下山，然后请地方部队协助流萤穿越平汉铁路，从保定附近相机进入白洋淀。
送走了王炳中和流萤，沙飞找来张雨川和程管理员，要他们汇报去满山营地的疏散工作。据张雨川说，画报社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只留下了何重生，其余同志由赵华堂领队，全部撤往满山，为了保证安全，还配备了几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沙飞同意他们的安排，并指示程管理员拨给分队两头骡子，再给他们带上饲养员、炊事员各一名。
当天下午，裴植、赵烈从第二营地带来了准备疏散的编辑人员。经过商议，我们决定让裴植同志担任满山分队的队长；疏散过去的编辑人员由章文龙负责，印厂工人由赵华堂负责。到达满山后，章文龙要组织编辑部研究和规划下一期画报的编辑方案，以便争取在反扫荡之后尽快出刊。全体摄影记者暂驻花塔山，随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下山采访。
另外，编辑部的赵启贤和陆续同志也一起留下来，因为赵启贤同志除去编辑任务，还负责掌管画报社的照片资料，而陆续同志不久前刚从北平来到根据地，沙飞有意安排他协助赵启贤的工作，以便尽快熟悉业务。为了让同志们能在天黑前到达山口，也好利用黑夜的掩护向满山前进，我们提前开了晚饭。晚饭后，满山分队的全体同志们集合起来，沿着弯曲的山路鱼贯而下。队伍中唯一带着家属的是负责制版技术的康健同志，他的爱人和孩子骑在一头骡子的背上，同大家依依惜别。我和沙飞陪他们走出了很远，沙飞最后还再三叮嘱裴植注意同志们的安全。是啊，尽管满山营地远离敌人的扫荡范围，比这里略微安全些，可是在那样艰苦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又有谁能保证不发生意外的不测呢?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