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

毛泽东: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

毛泽东: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

在山地上大量开荒的人民群众

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

全国抗战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精神,确定了“休养民力”,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的政策。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的1937年至1940年,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进步人士的捐款。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日本开始改变侵华策略,逐步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自然成为了敌人的重点打击对象。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这一时期依靠外援的陕甘宁边区,财政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更加需要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力量。保证战时给养,及时的抗战动员尤其是生产动员是至关重要的。增加生产与粮食的收成,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基础。

农村是人民抗日的广阔天地,共产党领导的军民进行持久抗战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人力,主要来自农村,取自农民。在当时条件下,不但军民日常生活中最迫切需要的吃饭、穿衣等问题要靠农产品(粮食、蔬菜、肉类、植物油、动物油、棉花、麻、柴火、木材等)来解决,就连其他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工业品(医药、文化用具、煤油、肥皂、布匹等),也只能用农产品进行贸易来换取。同时,满足军民需要的手工业(纺纱、纺毛、织毛线衣、做鞋、抽丝、卷烟、磨粉、碾米、挖炭、锯木头等)以及较大的轻工业(纺织业、被服业、皮革业等),也必须由农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和粮食。

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时,十分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他强调:“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事业,就应让农业领先,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就是增产粮食。要想实现粮食产量的大面积增加,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加紧春耕”。

“一颗粮食,一线生命;一颗粮食,一份抗战力量”

1938年春耕前夕,边区建设厅在《关于春耕运动工作的讨论提纲》中要求大量开垦荒地。《新中华报》也发出“为了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争取持久抗战最后的胜利,各级政府应切实发动全边区人民热烈地起来准备与进行春耕工作,以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与充实抗战的供给”的社论。并且指出今年(1938年)春耕的中心任务是:一、扩大耕地面积,改良土地与耕种方法,增加粮食产量。二、大量发展农村副业,以保证多种国防工业的原料。

同时,边区政府也发布了训令,命令各级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春耕运动,全面动员群众。各地在接到“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后,陆续成立了春耕委员会。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后,大家都说“生产的心有劲了”。

为了广泛传播春耕的重要性,共产党利用报纸、杂志等工具和多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春耕的意义。《新中华报》指出,“春耕是目前抗战动员最重要的一部分,军队的给养靠着春耕的收获,战时人民生活的改善靠着春耕的成就,我们没有理由对于春耕工作采取忽视的态度”。1938年,《抗战大学》杂志第1卷第6期,刊登了题为《春耕运动与从军运动》《春耕运动之重要意义》的文章;《战斗》《群众》《时代》《抗战月报》等杂志,也广泛宣传春耕运动。

共产党利用各种方式,不断提出动员人民参加春耕运动的口号,如“加紧春耕工作”“放松了春耕,就等于放松了消灭敌人”“完成春耕任务、保证战时粮食给养”“紧急动员起来到春耕战线上去”“一颗粮食,一线生命;一颗粮食,一份抗战力量”等口号。各地组织也纷纷提出相关的动员口号。工会提出“必须发动每个人进行开荒”“发挥工人阶级在春耕工作中的前锋作用”“每个工人都要开一垧到两垧的荒地”;妇女委员会提出“动员全边区的妇女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妇女要参加抗战、参加生产”。在青年中,同样号召“青年应该站在春耕的前线,成为春耕运动中的模范”,“不让一个青年站在生产战线的外面”;在军队中(八路军及地方武装),常常在星期六举行“礼拜六的劳动”。同时,各地宣传队还采用了其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进行动员,如秧歌队、民谣、小调、书报等。多种宣传手段并行,在大街小巷、人流密集的村庄、学校等地广泛传播开展春耕运动。

为了提高对春耕工作的重视程度,1938年5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边区建设对于今后春耕运动工作意见之提纲》,再次重申要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强化春耕运动的意义与群众发展的信心,同时提出实现春耕运动的具体口号:

1.大量开荒,保证不荒一垧耕地

2.改良种法,多施肥料增加粮食产量

3.提早耕种,多种粮瓜菜等防止春荒

4.多种工业原料,棉花等类

5.多喂猪改良人民生活

6.发展畜牧,养羊、牛、马、驴等

7.在适宜修水利的地方多修水利

8.广泛的进行植树(保留原有森林)

这八个中心口号,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春耕运动的核心工作。不仅提出要大量开荒,把闲置、废弃的土地利用起来生产粮食,改良落后的种粮方式,还提出要发展畜牧养殖业、兴修水利、广泛植树,全方位地进行春耕运动,这是动员群众积极生产的具体操作口号。

“大家合伙去劳动,集体力量赛海龙。集体力量大如山,我们就把荒地翻”

在“开展春耕工作”“提高生产热忱、努力加紧春耕、充实战时经济”“今年的春耕是战斗的春耕”等号召下,各地群众积极加入到春耕运动中来。人们齐声歌唱着“大家合伙去劳动,集体力量赛海龙。集体力量大如山,我们就把荒地翻”,开始了向大自然要地、要粮、要棉的生产活动。

《新中华报》对群众积极耕作的热情场面是这样描述的:“没有一个人(有劳动力的)是站在运动以外的,就是小脚妇女也积极进行耕作,如东二区三乡张玉英开荒地三垧,二乡陈桂兰开荒地二垧,而中区大部分妇女均开了荒地,其余就是不能耕种的,最少是在协助其丈夫送粪、打土等比较轻一点的做工。儿童们组成了很多宣传队,鼓动他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努力春耕,同时也参加拾粪队,收集大量肥料。每一个男女老少均成为春耕运动中有力的一员。所以在春耕运动最紧张的时候,你出去看一看,漫山遍野的男女小孩们在土地上劳动着。”

学校的学生,如安塞县边区中学在“争取一千垧土地,一年不吃公粮”的口号下,除年龄幼小学员外,参加劳动者共240人,照240个劳动力及所种地数计算,全校食粮不但能自给而且有余。其他如生产合作社养鸡饲畜等也都有布置。该校师生一向对劳动颇为积极,对此次生产运动的情绪更为热烈。

妇女在“加紧春耕运动”的口号下积极进行春耕。在这场运动中,妇女开荒耕种的热情丝毫不比男人差。比如在志丹县,一、二区妇女大部分都参加了春耕,同男子一样参加了劳动。尤其是一区五乡的一位妇女有60多岁,也参加了春耕。同样,许多有小孩子的妇女,均热烈进行春耕,足证志丹县妇女的劳动热忱。

在春耕运动进行的第二年,在妇女劳动的动员上,边区各专区最高的百分比,竟达到全体妇女劳动力的75%(五专区)。妇女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进生产战线,积极进行生产劳动,提高了自己的生产地位、实现了自身价值。

同时,为了使士兵在前线专心打仗,为了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刻苦从公,共产党还专门号召要“代耕抗日军人家属的土地”“代耕政府工作人员的土地”。群众在号召之下,组织了义务耕田队,代替他们耕种收割。就连牢狱里的犯人也主动承担开荒任务。由于劳动人数的增加,各地还成立了各种劳动组织,如劳动互助组、老汉儿童杂物班、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小组等。这些劳动组织不仅社数众多,而且社员人数也十分庞大。

为了提高群众春耕的热情,多地还发动了生产竞赛,推动民众参加生产。他们利用竞赛方式,在个人与个人、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之间订立竞赛条约,人民群众春耕生产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一致为了能百分之百实现春耕计划而努力。

在竞赛的过程中,还创造了很多农业模范区乡。比如在庆环分区,创造了1个模范乡、3个模范村,涌现出21名劳动英雄。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开荒和难民开荒,边区政府同时规定:公荒谁开归谁;私荒本人不开,让难民开。

陕甘宁边区的春耕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克服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

在“开展春耕运动”等一系列口号的积极倡导下,边区的人民群众以高涨的热情参加春耕。他们不仅把很多搁置的荒地变成了产粮的宝地,还发展多种畜牧养殖,仅半年时间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38年7月,该年度的春耕任务圆满结束。

首先,在开荒面积上:各地实际的开荒面积均不同程度地超出原定计划。仅在半年的时间里,陕甘宁边区总共超过原定计划118481亩。边区各机关如法院、保安处、秘书厅、教育局等单位也在开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圆满地完成了指定的任务。

其次,在修水地与植树方面也取得了可人的成绩:1938年,陕甘宁边区修水地1600余亩,比上年增加800亩;边区全年植树457190株,比上年增加157000余株。植被的大面积增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区水土流失的现象,而且提高了土地质量、增强了水分循环,还为工业的生产提供了原材料的供应,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再次,在植棉和畜牧方面:虽然边区土地条件恶劣,但植棉依然完成了19717亩,超过了原定计划14017亩。棉花的丰收为边区军民的制衣提供了原材料,缓解了边区军民穿衣难的问题;在畜牧方面,禁止了宰杀母羊,保证耕牛、马、驴等一切牲畜下崽。所以,畜牧数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在“开展春耕运动”口号提出的半年内,边区人民不仅完成了原定计划,而且远远超过了原定目标。

总之,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在一系列口号动员下,积极展开春耕运动。在党政机关、工农群众、部队、学校的共同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终于克服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巩固民主政治,支持敌后长期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壮大了革命力量,并对革命胜利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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