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一）

在反扫荡结束后，沙飞同志得知这件事，非常感慨地对我说：“关于孩子，在抗日战场上有两件类似而又截然相反的事情，一件是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照顾并且送还了被我军救出的日本小女孩兴子。另一件就是这一次，日军凶残可见一斑。这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鲜明对照。“

1943年，张立与女儿小宝(余泽军)。沙飞摄。1943年12月9日，日寇扫荡，制造了柏崖惨案，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余光文的妻子张立被日寇用刺刀捅死。她的三个月的儿子及一个老乡的孩子，被日军扔到开水锅煮死；炊事班长邵永顺抱着他们三岁的女儿小宝冲了出去，被老乡带到村外藏起来而保住了性命。。

沙飞本人在山洞坚持到天黑。后来由曲治全带来接应的同志，把沙飞背到附近的主力部队的医务所，进行了紧急包扎，然后又转到军区白求恩和平医院。据医生说；沙飞的脚已经是三期冻伤，可能有残废的危险。但是沙飞本人仍然像以往一样开朗、乐观。他在信中说：“我是相信一定可以克服危机的，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愉快的。“

其实，他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这样说也许仅仅是为了安慰我和其他同志。临行前，沙飞命令晋察冀画报社全体转移人员：“立即回到花塔山营地向石少华同志报到“。他只给自己留下了警卫员赵银德。

沙飞同志写给我的那封信已经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让今天的人们更真实地看到这段历史面貌。我将原信的全文附在这里，并根据记忆补上丢掉了的最后一页上的几个字。应当顺便提一下，在文革浩劫期间丢掉的那一页，只有少数几个字和沙飞的签名。如果那一页不丢掉，仅仅因为沙飞的签名也许就会使这封信被烧掉的。所以现在想起来，也许当时是有人出于好心，悄悄把那一页拿走了。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原文：

石少华同志：

对于在四面敌人包围中的后方工作同志坚决坚持阵地的你们。我谨先致以无限崇高的敬礼和亲切的慰问。我在离别你们之后，时时刻刻记念着你们。并祝你们的胜利。

我们别后即转移到老虎山上休息。下午过河西台到柏崖宿营。

赵烈当天到下庄区公所联系，搜集材料黄昏回来，韩侦察到上庄以南以西以东侦察情况，晚上回来也往河西台。是夜派出萧敬山和史振才去河西台赤马坞（即赤瓦屋——编者）侦察，遇到吾部长，他们因白天在华山附近被敌三面包围，仍分二路突围。他自己这部分转到我们驻村。剧社到小水峪沟，不觉敌尾追他们。到天黎明四面包围。枪一响大家发觉才突围，队伍不好掌握了，我出村不远鬼子即追上，在我旁边捉去一背枪的战士，我们即乘机飞跑上大山，四箱底片由赵银德背出两箱，经历千辛万险终能安全。我自己背了两箱。后因我体力不胜。乃着李明背去，后李明又将之坚壁，现人、物皆未找到。

我是在敌后边追击，二翼侧射飞跃过一个五里多高的雪山突围出来的。一出门不久鞋子即脱了脚落在小溪上，鬼子又追上来了，光了脚而就爬山了，将到山顶时，山顶左右两侧追击之敌飞快抢占山头。我见形势太危，乃掌握一班长王英鹤及韩伟志二人坚决抵抗掩护我越过山那边去，他们即坚决执行命令打击敌人。我即乘机越山岭，越过后敌二面侧击，打了几枪，我即滚在雪山的阴坡下的崖边，然后跑十几里路就到了离东西下关南之大慈沟不远的山上，找到我们十几个人。不意下关敌人到大慈沟烧房，晚上我们到田家沟吃饭，离下关之敌三四里，村中恐慌，我乃打发老韩负责。带领十余人到柏崖附近打扫战场，曲治全把我坚壁在大山上的石洞里。翌日去洞中寻见敌来搜此村，相距不过半里，清楚极了。但地形好。敌未发现，下午就走了。以后我又经二人背着爬过大雪山，然后又坐担架到四连来休养，因冻了脚，已至第三期，有致残危险，需要一些日子才能恢复，现请院长设法在医药上着以解决。我是相信一定可以克服危机的，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愉快。我们阵亡者计有：陆续、孙谦、张梦华、何重生。赵烈未得消息。萧、韩再度带队，去战场附近收容。处理善后矣。

未知是否有些人已回老家，如有是何人，你们后方情形如何?各人平安否?甚念，希见告。

现吾部长已指示敌人已全部退出。我各部已开始集中整理，但需预防敌反回来骚扰一顿，警觉性仍要提高。我看过几天，伤如有好转，详知治疗办法即回队，一面休养．一面工作了。现在四连休养者计有王英鹤、杨瑞生。赵银德在此照顾不成问题。麦子如敌未搜去，请给我们送些来罢，如有便人送信来时．电话可架起来与各方联系情况。李志书在上庄附近草堆石缝中坚壁了。

此致

革命敬礼

沙飞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关于吾部长的姓，想在此说明一下。他在战争年代，是用吾光文的姓名。全国解放后，他把姓改为余，名没有改，称余光文。他为什么把吾改为余，我没有查考。但余吾二字同义。在白色恐怖年代，参加革命是会株连亲友的。因此不少同志参加革命后，为了不连累家族，有的把姓改了，又有的干脆把姓名都改了，这是常有的事。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同志恢复原来的姓名，也有不少同志因为名字叫熟了，就一直不再改动。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种情况都是有的。在此，我仍用吾光文在战争年代的姓，而没有用他后来改动的余姓。

瞭望哨所派人来报告：日军从东往西撤走，沿途村庄都起了火。于是我同张一川、杨向春、王清江同志等，一起到晾望哨所去。

从花塔山往下望，山下的村庄火光冲天。这是日军在撤退前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我同张一川商量：我马上下山，把此隋此景拍摄成照片，请张暂时负责营地的工作。张同意，于是我同王清江带着照相机马上下山。张一川不放心，请刚上山的一位民兵负责人陪我前去，因为他对当地的地形和老百姓都很熟悉。

我们进了村，房子还在燃烧，被敌人抢去而又带不走的物品．散落在街上。在村口一带，被日军就地杀死的老百姓，尸横遍地，其中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有年青的母亲和孩子。途中我们也遇到民兵，他们正帮乡亲们扑灭大火，抢救在屠杀中受了重伤的幸存者。我们在民兵的向导下，把所见情景拍摄成照片，并用文字纪录在日记本上。直到日落西山，我们才赶回营地。

日军已全线撤退，这次历时三个月的反扫荡终于结束了。派出去的同志和失散人员也陆续回到营地。李明没有辜负沙飞的嘱托，克服了重重困难，把底片完好无损地带了回来。不久李四和青年突击队的同志，还有一批工人同志也回来了。他们同留守在花塔山上的同志们相互拥抱，诉说别离后的情况。大家虽然只分别了两天，却好似熬过了漫长的岁月。

王清江报告说，程管理员等五位同志牵着牲口正在上山，很快就可到达营地。我马上同大家到室外去，欢迎他们。在弯弯山道上，程管理员领头，两位饲养员各自牵着一匹马和一匹骡子，两匹牲口都驮着沉重的大口袋，殿后的是电话员和炊事员。他们抬头看见我和同志们在山上等候，高兴极了，都高举起手，在远处同大家打招呼。不一会儿我们会合了，程管理员第一句话就说：吾部长叮嘱我向你问好，向同志们问好!牲口驮的粮食和猪肉，是吾部长送给同志们的，吾部长说花塔山上的同志很坚决勇敢，也很艰苦，所以送来这批食物，慰劳大家。我问吾部长和指挥部同志们的情况，程管理员说：“我们突围得很顺利，我们集中了几挺歪把子轻机枪和手榴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他们来不及还击，我们就从缺口突围了。突围中没有多少伤亡，只是阻击排牺牲了几位战士。“几天来同志们因为几位战友不幸牺牲，心情都很沉重，如今见到大部分同志已回到营地，又听到程管理员报告这一好消息，心情才稍为轻松。

程管理员等人是随吾部长率领的队伍一起突围的，因为他们刚从指挥部回来，一定了解不少新的情况，所以我请管理员和电话员到室内去，请王清江带其他同志先去用饭。我们已预料到，大批同志会陆续上山会合，所以准备了充足的小米稀粥，以及馒头、咸菜，随时可以招待他们。突围回来的同志几天来大都在天寒地冻中露宿短餐，让他们稍为温饱温饱，是很必要的。

进了屋，张一川、程管理员、电话员分别坐定之后，我说：“请你们两位畅所欲言，谈谈你们所经历和知道的情况。“下面是程管理员谈的情况，重复部分，我把它省略了。

“从花塔山出发的当天，队伍到达老虎山，沙主任即召集我们说：你建议在转移行军途中，不管怎样劳累，也一定要全体人员早起床，把一切战斗准备工作做好，预防敌人黎明前包围袭击。大家都同意你的意见。于是沙主任向大家宣布，这件事就作为我们转移期间的纪律，所有同志都应自觉遵守。

“到达柏崖村的第二天清早，大约是早晨四点左右，赵银德把沙主任的行李送来，并传达沙主任的指示，要大家作好一切战斗准备。赵银德临走前还对我说：一切都要准备好，有情况我马上会来通知你的，因为我们同指挥部的饲养班住在一起，距离沙主任的宿营地还有相当一段路。

“日军看来准备在黎明前向我们发动总围攻。事有凑巧，指挥部有两位侦察员两天前派出执行侦察任务，约定在柏崖会合。他们走了一晚的夜路，在四时半左右抵达柏崖村外围，打算在那里稍作休息才进村。侦察员的耳朵、眼睛是十分警惕的，他俩觉得村边有不正常的动静，于是马上隐蔽起来，细心观察，发现了日军正在前边部署兵力。为了让村里及时发现敌情，也为了打乱日军的计划，他俩商量，从日军背后开火。日军万万没有料到这突然而来的射击，同时在黑夜里不知虚实，所以也就还击了。两位侦察员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射击了一阵就撤出战斗。日军是不善于夜战的，而且也怕夜战，所以慌乱了一阵。村里听见村外的枪声，警卫连马上投人战斗，其他人员也马上做好战斗准备。其实这时日军还未完成包围部署，所以沙主任率领大家冲上后山的时候，日军离北面山上的制高点还有一段距离。

“枪声响了之后，我们已做好战斗准备。等待赵银德的通知。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人影，连忙派电话员去联系。他回来说：画报社的同志们已随沙主任向后山突围，营地已找不到任何人了。于是我决定随指挥部一起行动，我们同指挥部饲养班的同志很熟悉，而且就住在一起。“

我插话说：“你的决定很果断、很灵活，这样做是对的。“

程管理员、电话员听了这句话，脸上露出了笑容，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几位一直心里不安，因为他们没有随画报社同志们突围，而自作主张随指挥部突围。

程管理员继续说：“我们临出发前，吾部长要我转告你，军区正在部署新的驻地，他们马上也要出发了，请你把一切准备好，接到军区命令就出发。“

我点了点头，问：“你同沙主任联系过吗?他的情况你知道吗?”

程管理员说：“吾部长对我说过，沙主任脚上的冻伤非常严重，已送白求恩和平医院治疗了。我得到吾部长同意。往和平医院打了电话，是赵银德同志接听的。我准备派饲养员把沙主任的行李送去。赵银德说，行李不用送了，一切用品医院都给准备好了，他还说：医院马上要转移，所以暂时不要派人来了，来人暂时很难找到他们。他对那天没有按约定通知我们感到很对不起，因为情况太突然，他要保护沙主任，请我们原谅。“

程管理员谈过以后，我们一起商量马上要办的事。

最后决定由张一川同志带领一些同志到上庄村，把坚壁机器、器材洞口的地雷清理掉，准备接到指示后开洞。把机器、器材转移。由于反扫荡刚结束，因此运输力量，包括人力和牲口，都是比较难以集中的。所以由张一川同村、区干部商量好，准备这方面的人力、物力。

程管理员负责组织后勤工作，在可能条件下，这几天的伙食要搞好，让大家的体力有所恢复，准备随时执行任务。

由电话员随李志书到上庄村郊外，把军用电话机取回，天黑前把电话安装完毕，同各方面恢复联系。

大家都同意以上决定，于是分头去办。

夜深了，电话员来报告，电话已安装好，曾同指挥部、军区联系过，总机说，各单位都在行军转移之中，没法联系上。我请电话员给我接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同志。电话接通后。邓拓非常关心画报社和沙飞负伤后的情况，我一一告诉了他，他很高兴。接着我问晋察冀日报社和他的情况，他说：他的伤已痊愈，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中也牺牲了几位同志，有的是在上次同敌人遭遇时牺牲的，有的是在反扫荡斗争中进行采访时，不幸牺牲。另外还有几位同志负了伤。所幸的是主力和设备基本上没有重大损失，工作可以照常进行。日内他们也要转移，以便恢复正常工作。我们在电话里相互叮嘱：化悲痛为力量，待转移到新的驻地后，再进行联系。

第二天上午，杨四喜领来军区的两位骑兵通讯员，交给我一封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同志的亲笔急信。通讯员说：“这是军区转移前交给他们的信件，要求他们日夜兼程把信当面交给你“。我谢了他们，请王清江带他们去用餐。同时交待要饲养员替他们两位去遛遛马匹，然后喂好。因为马匹经过长途奔走之后，必须有人牵着，让它缓缓走一段路才能喂食，否则会受内伤的。

信是密封的，信封盖着“急密件“的印记。我打开信封，把信取出，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反扫荡已胜利结束，北岳区境内的敌人已全部撤退，军区机关将驻扎在城南庄，晋察冀画报社的驻地是洞子沟，距城南庄东北方向约十华里。

朱良才同志要求我在接信后的三天内，率画报社同志们赶到洞子沟，同时要运去主要的印刷设备和器材，以便尽快出版下一期画报。信中还叮嘱我在路过城南庄的时候，前去见他，有的工作和情况待见面时再详细说。

我看了这封信后非常高兴，马上到食堂，向前来的骑兵通讯员问清楚白求恩和平医院的驻地。骑兵通讯员对主要单位的驻地，比一般人知道得更清楚、更早，因为他们要随时执行送信和传达命令的任务。

我查看一下军事地图，军区白求恩和平医院的新驻地就在洞子沟的沟口，离我们的新驻地很近，可以说是邻居了。我让王清江请来张一川、章文龙、赵启贤和程管理员。我给大家宣读了朱良才同志的来信，并同大家一起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1943年晋察冀北岳区的历时3个月的反“扫荡”中，沙飞为抢救底片双脚被冻伤。石少华（左），罗光达（右）到沙飞疗伤的白求恩和平医院看望。 赵银德摄

最后我们商定：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圆满完成这次大转移和重建画报社的任务，也为了小结三个月来的反扫荡工作，悼念牺牲同志，寄托大家的哀思，首先于当天傍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既是追悼会，也是誓师会。关于印刷器材的转移和安装，张一川的方案是好的，由他负责落实。画刊、画报的编辑出版工作，章文龙、赵启贤也提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案，待我向朱良才同志报告之后，再最后决定。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历来兵家的规律。所以我建议马上派出先遣组，任务有三：先到洞子沟优先选择适合安装印刷机器的房子，并将房子打扫干净，待机器到达，即可安装；把各单位的办公住房合理分配好；先遣组路过城南庄时，到军区政治部总务处，商议把画报社全体人员的粮食、马匹，包括民工运输队牲畜的饲料事先运到。

大家一致同意先遣组由程管理员负责。印刷厂派李志书、张四同志为组员，另外派炊事员、饲养员各一名，牲口一头，带上必要的炊事用具。

根据以上的决议：张一川马上下山，与区政府和村政府商量运输事宜，先遣组于一小时后出发。晚上全体大会的准备布置工作，由赵启贤负责。全体人员和设备于后天清早出发，中午到达城南庄，下午到达目的地花沟掌。

我向程管理员征求意见：你走了之后，谁暂时替代你负责后勤工作?他答：可以由田有全同志暂时负责。

我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志们没有别的意见了，我宣布散会。

我回到房间，赶快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朱良才主任的，一封是给沙飞同志的。

一小时后，程管理员领着先遣小组前来告别，我吩咐他多带些麦子给沙飞同志，我把信和身上存的零用钱交给程管理员，请他代我买几只鸡，交赵银德给沙飞同志炖点鸡汤喝。当时正值严冬，肉食挂在室外，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

两位骑兵通讯员也前来告别，我请他们把信送交朱良才主任。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