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实在太可惜了

左权实在太可惜了

    伯陵说:    

5月25日是左权牺牲80周年,

我们来聊一下左权吧,

封面图是《百团大战》剧照。

1

林彪曾说过:“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他说的没错,左权的坎坷命运和半生抑郁,都来自于留学苏联。

 

1925年,左权从黄埔一期毕业,经陈赓和周逸群介绍入了党,随后又参加了黄埔军校的两次东征,因战功升为连长。

 

对于21岁的左权来说,这份履历含金量极高。

 

也正是因为左权的出类拔萃,他才被党组织选中,派到新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望他将来回国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左权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远万里奔赴莫斯科,努力学习俄语、理论、革命史等学科,两年后从中山大学毕业,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学习。

 

一手革命理论一手军事技术,这种文武双全的人才,国共两党加起来都没几个。

 

但就在左权努力学习的时候,不经意间卷入了留苏学生的斗争。

 

早在20年代初期,中山大学的学生之间,就有旅欧支部和国内直接赴苏的派别矛盾,数年来,两派的斗争从未停止。

 

随着蒋介石清党、斯大林排挤托洛茨基等事件接连爆发,中山大学的学生又经过分化重组,形成支持校长拉古尔的教务派,支持党委书记西德尼科夫的党委派。

 

米夫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以后,王明也跟着水涨船高,俩人一起支持党委派对抗教务派,开始批发帽子打击政敌。

 

而在这个过程中,米夫“发现”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说江浙同乡会是破坏中国党的危险物,必须彻底铲除。

 

王明也向米夫建议,应该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调查江浙同乡会,并且和向忠发汇报。

 

这些事原本和左权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巧不巧的是,1928年初的一天,已经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左权,因为回中山大学访友,被拉去和董亦湘、俞秀松等人聚餐,结果被王明抓住把柄:

 

“好啊,你们私下聚餐,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事?”

 

这下左权跳进伏尔加河都洗不清了,自此被扣上“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按照米夫和王明的说法,“江浙同乡会”要夺取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领导权,帮助国内的陈独秀重整旗鼓,所以“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必须从重处罚,谁怀疑这个决定谁就是反革命。

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处理,左权可能出师未捷,就要折戟苏联了。

 

不过好在“六大”召开以后,周恩来和瞿秋白组成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彻底否定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

 

左权重获新生,但经过这件事,和王明的梁子是结下了。

 

 

2

 

1930年6月,文武双全的左权学成归国,分配到闽西工作,短短半年后便做到红12军的军长,论做军长的资历,只比林彪晚半年。

 

党组织对左权可谓是重用。

 

1931年12月,国军第26路军的1.7万人在宁都起义,改编成红五军团,已经调任红一方面军工作的左权,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五个月后又兼任军长。

 

此时的左权军政一把抓,独立指挥一个军,基本进入日后的元帅大将序列,可谓是平步青云。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军事上无可挑剔的左权,在政治上出事了。

 

1932年,中央苏区发生肃反运动,闽西的团政委刘梦槐,举报左权在东征福建的时候,偷偷收藏了“托陈取消派”的文件,违反临时中央的路线,必须严惩。

 

所谓“托陈取消派”,是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组织,属于国际共运中托派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想深究的话,称为“托派”就可以了。

 

自从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因为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爆发了激烈的路线斗争。

 

资历深厚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不可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政权,需要输出革命改善国际环境,让苏联生存下来,然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起努力,多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

 

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觉得,把苏联的命运寄托在其他国家身上,太不靠谱了,苏联的最优解是一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等有余力的时候,再支援世界革命。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那么到底走什么路线,就看谁能赢得斗争,掌握苏联的话语权了。于是在20年代后期,苏联因为路线斗争,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结果我们都知道,抢银行出身的斯大林,斗倒了写文章出身的托洛茨基,赢得最终的胜利,主导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

 

做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自然要面临斯大林的清洗。由于苏联是国际共运的老大哥,这场政治大清洗,也延申到世界各国的革命队伍里。

 

而1932年的临时中央,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组建的底。他们这些人是依仗苏联支持才上台的,不可能违背苏联的意志,更不可能违背斯大林的路线。

 

所以在那个年代,凡是和“托派”沾上关系,便是斯大林的敌人,是苏联的敌人,是革命的敌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左权藏“托陈取消派”的文件,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行为。

 

于是刘梦槐的举报尚未核实,左权便被解除兵权,调回后方接受审查,准备走过场之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枪毙。

 

幸亏彭德怀和王稼祥仗义执言,临时中央才免除左权的反革命罪,改为留党察看八个月,以“带罪之身”继续工作。

 

左权的政治生命保住了,肉体生命也保住了,但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却迟迟没有取消,直到左权牺牲的时候,政治身份还是留党察看。

 

为什么?

 

因为到1942年左权牺牲,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中国的王明路线还没彻底清算,左权也就不能正式平反。

 

那左权为什么要私藏文件呢,他不知道和托洛茨基有关系很危险吗?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左权留学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进行斗争,托洛茨基还没有倒台呢,那么左权做为20岁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崇拜苏联元老托洛茨基,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自己说的,对托洛茨基有过一些英雄主义崇拜。

 

可能在学习生活的时候,他和同学们也聊过托洛茨基,这种事做的多了,便给有心人留下把柄。

 

另一方面,左权是好学之人,清洗托洛茨基的事爆发以后,左权可能也想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是什么,中国托派的想法是什么,于是发现“托陈取消派”的文件,便留下来批判的阅读。

 

在我们看来,这算什么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左权做的没毛病。但在那个苏联深度影响中国的年代,这就是犯罪的证据。

 

左权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躺枪,被坑了一辈子。

 

左权实在太可惜了

托洛茨基

 

3

如果是其他人被定为“托派”,基本等同于仕途止步,但左权不仅没有止步,反而越来越进步了。

 

原因无他,能力强。

 

红军学校缺教材,他便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之红军》、《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原则》等文章,给红军学校的学生们阅读。

 

红军干部牺牲惨烈,各个岗位都需要人,他就做了红一军团的参谋长,辅佐林彪和聂荣臻指挥作战,长征的时候,一旦林彪和聂荣臻出去开会,军团的日常事务便由左权负责。

 

到了陕北,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便代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经常独当一面,虽然和其他军团的编制等级一样,但实际地位远比后来成立的新军团要高。

 

左权能接替林彪代理军团长,依然是争元帅保大将的牌面,“托派”做到这份上,也足以说明左权的军事能力了。

 

这是谁都离不开的左参座。

 

但升官不代表左权心满意足,托派和留党察看,始终是左权脑袋上的紧箍咒,心里的一根刺。

 

不取消“托派”的罪名,他就不可能松一口气,这顶大帽子实在太沉了。

 

1940年4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延安,临行前,彭德怀请他回延安以后帮左权做做工作。

 

毕竟左权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参谋长叶剑英在南京搞统战,其实左权是实际上的参谋长。这么重要的岗位,不应该给左权太大的政治压力,最好取消他的”托派”罪名。

朱德回延安做了一番工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41年,左权亲自写信向中央申诉,说自己不是托派,没有违背党的路线原则,属于可以信任的好同志。

 

这封信由彭德怀亲自发到中央书记处,但是也没有结果。

 

朱德和彭德怀亲自出马,都没有解决左权的托派问题,说明这件事根本不是军人能干预的,对于这一点,左权看的很明白。

 

他曾哭着和彭德怀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就这样,政治上翻不了身、军事上肩负重任的左权,整整十年都没资格参加党的会议,政治待遇和新四军的叶挺差不多了。

 

不过在革命信仰方面,左权更像陈毅。

 

南昌起义的时候,周恩来派陈毅做团指导员,让他不要嫌官小,陈毅却说,什么小不小的,只要能拿武装,连指导员我也干。

 

而抗战爆发的时候,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

 

“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实在痛心。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的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

 

“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

 

“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意思就是,只要能革命抗日,托派的大帽子,戴就戴吧,无所谓了。

 

左权实在太可惜了

4

整个革命生涯,左权其实都挺苦的,生活苦、战场苦、心情更苦,要说有什么甜蜜的话,可能就是结交了一群朋友、娶了一个老婆。

 

朱德和彭德怀就不必说了,能冒着风险替左权申诉,足以说明和他感情深厚,就连沉默寡言到没朋友的林彪,都和左权感情特别好。

 

林彪和左权共事只有两年半,时间不算太长,但在1942年5月,林彪亲笔写下《悼左权同志》:

 

“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阻拦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浓烟里滚了出来。

 

林彪很少伤春悲秋,党内军内的朋友也没几个,能对左权流露真感情,说明林彪真的把左权当朋友兄弟。

 

而左权能和林彪做朋友,也说明左权的情商高,能在为人处事方面拿捏分寸、知进退,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所以据现在的资料来看,除了王明以外,就没听说左权和谁交恶。

 

左权和刘志兰结婚,是朱德介绍的。

 

刘志兰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奔赴延安以后和浦安修、叶群玩的比较好,延安称为三大美女。

 

1939年2月,刘志兰跟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有次还代表妇女做了演讲,她站在台上落落大方,朱德边看边想啊:

“左权都35岁,还是单身汉,不如把刘志兰介绍给左权吧。”

 

没过多久,朱德便找左权聊天,问他对刘志兰的感觉怎么样?左权有些害羞,笑笑没有说话,那意思就是,别问我了,赶紧办。

 

左权的心意明白了,朱德又亲自和刘志兰谈,问他对左权的感觉怎么样?那时候刘志兰是23岁的小姑娘,哪经得住这种问题啊,头一低脸一红:“那好吧。”

经过朱德的牵线搭桥,4月份,左权和刘志兰就办了婚礼,一年后生下女儿左太北,这个名字还是彭德怀给起的,说咱们在太行山抗日,刘伯承的儿子叫刘太行,你左权的女儿就叫左太北吧。

 

妻女,应该是政治上不得志的左权,最后的心灵避难所。

 

所以左权和妻女在一起的时候,基本是腻腻歪歪的,不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写信,而且写的特别腻。

“你们走后,确感寂寞。幸不久即开始了北方局高干会议,开会人员极多,热闹了十多天,寂寞的生活也就少感觉了。”

 

“前托郭述申同志带给你一包东西,有几件衣服、几张花布、一封信,听说过封锁线时都丢了。想看你替小北做成衣服后,给小家伙漂亮一下,结果都丢掉了,这怪不得做爸爸的,只是小家伙的运气太不好了。”

 

“半年没接到你的信,时刻担心着你及北北的一切。亲爱的,时刻牵挂着你,你当同感。”

 

看看这些文字,腻不腻……

 

左权把政治上的苦闷,工作上不能流露的感情,都寄托到妻女的身上,写在信里,尤其是1942年5月20日的信,读起来很暖: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起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然而,他们已经没有相聚的时候了。

 

左权写完这封信的三天后,日军在太行山发动大扫荡,用两万人包围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

 

5月25日凌晨,八路军前总开始分别突围,左权带着队伍走到十字岭,遇到日军的炮弹袭击,为了指挥大家卧倒避炮,左权的动作慢了一步,被弹片削了半个脑袋,壮烈牺牲。

 

左权实在太可惜了

5

 

前些年流行一种观点,迷惑了不少人。

 

说的是左权牺牲前,明明可以用军事动作躲开日军炮弹,但他什么都没有做,一直站在那里,指挥队伍里的非战斗人员卧倒,说明左权认为翻身无望,自己主动求死。

 

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

 

抗战爆发时,左权能给母亲写那样的家书,结婚后又眷恋妻女热爱生活,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所谓前途,就主动放弃生命。

 

如果左权真是那么脆弱的人,怎么可能坚持革命十余年,又怎么可能得到朱彭林等豪杰的欣赏。

 

说左权主动求死其实是抹黑左权,目的和抹黑教员一样,通过否定英雄来否定革命史。

 

但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好在英雄都是惺惺相惜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在湖南追击白崇禧的时候,中央军委直接给40军军长罗舜初、13军军长周希汉下令,让他们带部队绕道醴陵黄茅岭,向左权的母亲致敬。

 

于是数万解放军高唱着《左权将军之歌》,绕道几十公里,途径黄茅岭。

 

左权的母亲听说解放军来了,激动的问:“满崽呢?”

 

闻着落泪,说道:“您的儿子带领我们打过来了,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老人家这才知道,原来日思夜想的儿子,已经在7年前牺牲在太行山了。虽然伤心欲绝,但老人家还是请人代笔撰文: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左权实在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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