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毛选》第三卷出版，毛泽东为何号召全党却要学习联（共）布党史？

◆学习苏联宣传画。

1953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各项工作树立了一座光辉的灯塔”（毛泽东语）。众所周知的是，在总路线的照耀下，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过，不为人熟知的是，就在酝酿、提出、宣传总路线的过程中，1953-1955年，全党范围开展了一次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的运动。这场学习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深深地烙上了苏联的印记。

一、《联共（布）党史》是本什么样的书？

1938年11月14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专门就一本“历史教科书”出版后的宣传情况作出决议，并称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历史”，大有“罢黜百家、独尊此书”之势。这本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布）党史”，这也是1953-1955年间的称呼，连中央文件都这样写）。

该书的通行版本是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但苏联第一版的封面上印着“斯大林同志编写并经中央委员会认可”的字样。196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列了一份供干部选读的30本马、恩、列、斯著作书单，这本书也被归于斯大林名下。实际上，书的初稿并非斯大林手笔，但他确定了章节体系，并反复阅读、多次改写，说是他的作品也不为过。该书最早于1938年9月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当年10月正式出版。全书共12章，叙述了1883-1937年联共（布）﹝1925年12月以前称“俄共（布）”﹞成立和发展，领导人民推翻沙皇制度，取得十月革命和内战胜利，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最终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布）党史”出版后仅仅几个月，就跨越国境传到了中国。当时，该书受到中国共产党极高的评价。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将其书称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该书何以获此赞誉？首先，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极其看重这本书，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受其影响给予该书极高评价的，可不止中国共产党一家。斯大林当然有理由重视“联共（布）党史”，因为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他以“胜利者”的身份书写的，书中不遗余力地强调甚至夸大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充满了个人崇拜和路线斗争的味道。不过，这都是“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当时的中共中央面对这本罩着权威“钦定”光环的书，又何从知晓其中的“玄机”？其次，这本书也确实有易于了解和接受的一面。它简明流畅、叙事生动，特别适合当时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史论结合，极大地方便了对艰深晦涩的经典理论的理解。再次，这本书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共中央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号召学习理论，不久后又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学习材料难寻的情况下，“联共（布）党史”恰逢其时，刚好适应了中国革命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需要。最后，此时的苏联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即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第一次在世界上由理想变成现实。这叫人如何能不心向往之，如何能不想了解苏联党的历史，进而借这“他山之石”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呢？

由此开始，“联共（布）党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持久而广泛的传播，成为党校、干部学校、高等院校的必读教材，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学马列的“速成教材”；在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苏联历史经验、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积极意义理应彪炳史册。但同时，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视其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完美典型，教条地把苏联一国甚至是一时的经验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遵循，也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1953-1955年，历史舞台上又上演了这种瑕瑜互见的复杂剧情。

二、“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2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虽然文件还指定了二十余本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但那是特别为高级组安排的，而且是按照“联共（布）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内容挑选出来的。“联共（布）党史”无疑是学习的中心内容。

此时恰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准备组织干部学习。但毛泽东说，《毛选》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说《毛选》“过时”，固然是毛泽东的自谦之辞，但他如此重视学习苏联党的经验，必定也事出有因。

◆1954年，毛泽东、朱德参观苏联建设成就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以苏联为师”是从建党开始的既定准则。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地说，“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我们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毛泽东“言必称苏联”，因为这种赞美之情反映了当时中共、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水平，其中既有对援助的期盼，有对苏联政策的不了解，还有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畅想。但此时毕竟中国革命已经成功，又是内部讲话，至少能够说明1953年学习苏联其实是中共夙愿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领导现代经济建设的经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自己没有经验，就要向有经验的人学习，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当。薄一波后来回忆道：“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惟有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那时，在我们不少同志的心目中，一提起苏联的经验，是很有些肃然起敬、钦羡不已的味道的。”而且在两极对立的“大势”下，中国的确很难走上“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逐步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修正，并在外交方针上完全倒向苏联。苏联模式的大方向渐渐成为高层的共识，学习苏联经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很能反映当时学习苏联的决心和态度，他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于是，苏共十九大刚刚落幕，各地干部就学习了会议文件；毛泽东还在为斯大林逝世而作的纪念文章中强调“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此基础上学习“联共（布）党史”，当属顺理成章。

中共中央、毛泽东之所以看重对“联共（布）党史”的学习，不仅是既定的路线延伸，还与当时的党内理论教育状况有关。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党员出身于农民，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遑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何况还有紧张的战争环境、艰苦的经济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短缺等客观条件的制约。1951年3月2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曾历数当时理论教育的不足——没有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缺少适当的初、中级学习资料，缺少教师和指导自学的顾问；没有认真进行理论的通俗化工作，缺少相关通俗书籍、论文和讲演；党报党刊很少刊载理论文章，不善于运用理论解释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等等。不过，事有轻重缓急，《决定（草案）》同时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致力于抗美援朝、巩固国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整党等各项紧张工作，故加强理论教育问题暂时不宜过分强调，更不宜公开在报纸上大加提倡，以免分散领导机关与群众的注意力。”所以，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一年多以后才正式登场亮相，即1953-1955年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的运动。

三、“从历史看到前途”

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在这次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接下来的几年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直恪守着这个构想。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时也说：“这段时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针对老解放区农民的“自发力量”向着富农方向发展的趋向，主张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华北局和刘少奇对此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却找来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自己站在山西省委一边。

◆城乡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1952年，事情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这一年，原来估计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也是在这一年，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还是在这一年，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五反”运动的进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已经失去了优势地位。这些情况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1952年9月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这是毛泽东1964年会见外宾时的论述。虽然属于“后话”，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共中央历来秉承这一思路。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箭在弦上的时刻，中央自然希望人们从“联共（布）党史”中看到的前途，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学习“联共（布）党史”，就是希望中国的发展方向像书中的苏联一样，希望苏联的经验可以指导我国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这时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还没有公布，《人民日报》只好在题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是全党干部的重要任务》的社论中含蓄地说：“苏联走过的道路在基本上正是我们所要走的，苏联当时所遇到并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正是我们所要遇到并加以解决的。”

四、“总路线基本上是第九至十二章的路线”

1953年7月起，中央及各地高、中级学习组干部普遍开始了对“联共（布）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学习。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党员按文化程度、学习经历被划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前文提及的1953年《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便源于此。

1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宣部拟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此后，党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舆论环境已经迥异于做出学习“联共（布）党史”决定之时。正是因为学习总路线等占用了时间，原定1954年底的截止日期日益逼近，学习运动多少有些“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味。

1954年4月17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的通知》，要求“改变过去学习中的严重的拖沓状态，提倡认真读书，按时完成学习进度计划”，“保证在今年年度以前学完‘联共（布）党史’第十二章”。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紧时间，尽速完成“联共（布）党史”的学习计划》，再次要求“各地党委和党委领导理论教育工作部门，今后必须抓紧时间，尽速完成‘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学习计划”。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学习中必然会遗留下若干较难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固然要进行适当的讨论，但是，如果讨论之后仍难解决，就不妨保留起来，在今后学习过程中继续研究。”

至此，对“联共（布）党史”的学习已有偃旗息鼓之势，报纸上不再有大量报道，公开的中央文件里也几乎见不到进一步的部署安排了。到1955年夏季，“全国各地机关工作人员高、中级组已先后进入‘联共（布）党史’九章至十二章学习的结束阶段”（见195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学习运动之所以结束得略显“匆忙”，一则因为确实临近甚至超过了中央当初确定的结束时间，二则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以后，“三大改造”的进展令人目不暇接——既然学习“联共（布）党史”的主要目的是为呼之欲出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理论和舆论准备，那么，当总路线深入人心、改造顺利推进的时候，也就是学习运动功成身退的时候了。

然而，雁过声犹在。如果说向苏联学习难免在党员干部的头脑里形成一种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应该是苏联模式，那么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如此认真的学习，影响的就不只是目标，而且包括改造的过程和方法。目标模式的影响应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者则更为直接。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和方法最凝练的概括，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毛泽东曾在1953年6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学理论，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我党的总路线，基本上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的路线”。中共中央的思路是明确的，那么在实践层面上，“联共（布）党史”真的造成了这样的影响么？

在“联共（布）党史”中，十月革命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给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破坏。为此，1921年3月俄共（布）［1952年改称联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过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延续很久，随着1924-1925年度“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即被抛入了“故纸堆”。在中国，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首先面对的也是连年战乱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进而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方针政策，领导恢复国民经济。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逐渐弱化了建国前“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转而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最终，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也仅仅存在了三年左右，便迈开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脚步。

在“联共（布）党史”中，经济恢复后“尖锐地提出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苏联党的回答当然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提前实现恢复经济的目标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同样是国家的工业化。因为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代名词。同时，中共步苏联党的后尘，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在“联共（布）党史”中，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取得“有决定意义的成就”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就不同了”。为了避免军队和城市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苏联党决定推进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在中国，规模空前的工业化，也要求粮食和农产品原料的生产在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粮食购销呈现出紧张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但这只能暂时缓解粮食供求紧张，治本之策还是增加粮食生产。土地改革后，中共高层普遍有这样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用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陈云也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就目前的需要与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当然，中共对农业合作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例如土地改革后，农村贫富差距又有一定程度的拉开，合作化可以防止两极分化；此外，统购统销的政策要求国家与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显然繁难异常，这也要求把农民组织起来，即“把小辫子梳成大辫子”。

◆1954年，毛泽东在河北与牧羊人了解情况。

在“联共（布）党史”中，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是惊人的，用书中的话来说，“那空前的增长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也未曾有过”。斯大林也在文章中提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但是，该书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党的工作人员还是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人为地加速集体化”，“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严重不满的危险征兆”。在中国，受中共中央相关决议、会议的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势头也很凶猛，1954年底，短短的两 个月的时间，全国就办起38万多个新社。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强迫命令现象和粮食收购工作方面的若干失误，使得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令人欣慰的是，中共中央没有如苏共一般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富农的蓄意破坏，而是视其为农民群众对农村政策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1955年3月中旬，毛泽东听取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汇报后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要收缩，有些地方要发展，“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按照这个方针，合作化运动调整了前进的步伐，一度保持了健康的势头。至于后来在合作化速度上的争论、反复，也与“联共（布）党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桩桩件件，真可谓“朗若列眉，若合符契”。

中苏两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这种对应，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共由于学习了“联共（布）党史”而着意模仿苏联。实际上，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中共中央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有许多适合中国特点的独创，如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等，也没有像苏联那样严酷地对待富农。也许前述巧合不过是历史必然性的杰作而已。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苏联的改造经验确实是中共确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例如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曾按照“联共（布）党史”的介绍，测算过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以确定我国过渡所需要的时间。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俄文版。

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而学习“联共（布）党史”又影响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以致它本身的影响力也被放大了。“联共（布）党史”向党员干部提供了相对通俗的社会主义改造教材，学习“联共（布）党史”的运动则为中共中央相关政策的权威性增添了重重的砝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全党统一到总路线的思路上来，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改造经验“仅此一家”的情况下，向苏联学习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不过，学习中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在学习“联共（布）党史”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苏联模式里一些带有空想色彩的措施，如在所有制结构上的一味求纯、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等，也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而照搬过来。正如党史专家龚育之所言：“建国初期提出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说是学习‘先进经验’，实际上往往把苏联经验都当作先进经验，以苏联经验作为自己仿效的模式……”邓小平也在上世纪80年代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苏联的一些经验，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是必要的，在今天看来则只能算作教训。但仅就学习“联共（布）党史”而言，与其说学习这本书带来了很大的弊端，不如说弊端来自苏联模式固有的缺陷。对此，我们应该理性地、历史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