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1956年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1965年起）。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重回晋绥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领导晋绥军民恢复经济改善民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1
1946年初，李井泉从绥远前线回到兴县，正式就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
此时的晋绥，经过抗战八年战火摧残，人力畜力大量减少，土地荒芜，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严重的地区，贫苦农民卖地卖房卖老婆，依然温饱难求。
据统计，1942年晋西北粮食产量普遍比战前减产25%到45%。1943年，青壮年劳动力“因几年的武装动员及敌人杀害和拉走，估计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牛比战前减少十分之六，驴骡减少十分之八九”。
战后，晋绥“有的地方女人和男人的比例成了八比一，老百姓的人力资源已枯竭了。”
解放区的边缘区和游击区，情况更严重。《晋绥日报》曾报道，这些地区“所受敌、伪、阎的烧杀抢掠，较边区之其他任何地区，均为严重。”
“如平鲁、崞县一部分地区，耕牛被抢，春耕时不得已用人拉犁，七人拉犁耕种，一天耕不完一埫地；在綏蒙之和林、凉城，五分区之右玉、朔县、平鲁等县，有一些游击区，遭敌寇数年抢劫，群众穷困到极点，一家男女换穿一条裤子的，各村都有。”
“又如过去围困敌据点区域静乐、娄烦附近之官庄，六十余户有地一千四百埫，牲畜二百余头，对敌斗争期间，牺牲者达三十余，病死者五十余，牲口被敌抢走仅留牛驴二十二头，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荒芜，今年仅种地四百余埫。”
最严重的，是抗战胜利后收复的新解放区。1946年2月，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在晋绥边区生产会议上报告说：“新解放区在敌伪长期统治下，生产破产了，土地一般的荒到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连商业都没有了”，“耕畜也减少很多，以汾阳杏花村为例，比战前就减少了五分之四。”
土地荒芜、生产下降，对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贺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因而群众就十分贫困，粮食不够吃，吃野菜、草籽、麻糁，没有或缺少衣服穿。除了几条大川，如临县、兴县、河保的大川。在山地村，很多赤身裸体，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冬夏均穿羊皮，炕上没有被盖，卖儿女，卖老婆等等严重贫困现象。由于贫困就更加没有再生产的能力。”
1946年贺龙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说：“去年我从河西回来，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走到平川，发现问题更多了。”
“来到兴县，从二十里铺到兴县是一样，二十里铺至界河口又是一样，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
谢觉哉记录过汾河附近一个小村的状况：“古脑村，全村三百多人口，不论大人小孩，年轻女子，没有一个胖的，都瘦得不堪。他们大部分吃糠，有的玉茭饼子里和上三分之一的糠，有的和上一半糠。有的把谷子（小米不去壳）磨成饼子吃。”
“他们几年吃不到肉。”“这样的结果，全村大多数人家不生小孩，生出也多数死亡了。”
病去如抽丝，恢复经济需要时间，并非一朝一夕。1947年4月刘少奇途经晋绥去晋察冀，在给晋绥领导的信中写道：“从兴县到崞县，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井泉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研究，对症下药，尽快恢复晋绥经济，让老百姓吃饱饭。
档案记载，从1946年1月9日起，李井泉召集张稼夫、张邦英、陈希云等分局领导，分别于1月28日、2月4日、3月2日、3月13日、3月25日、3月29日、5月2日等多次开会讨论精简与财经问题及年度财政预算，寻求改善民生解决困难的办法。
概括说来，除去不可抗的战争因素，晋绥土地贫瘠物产稀少，以及人口基数小脱产人员多，是造成贫困的两个重要因素。
在当时，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并称华北四大解放区，论自然条件，晋绥最差。
数据显示，即便无灾荒的正常年份，晋绥农民年收入也仅为其他解放区平均水平的五成左右。如：
“一九四七年晋冀鲁豫每人平均收入（折合谷物）三点八一六市石，晋察冀四点五七五市石，晋绥按一九四六年丰年计（一九四七年大旱歉收），也仅为二点零六四市石。”
换句话说，晋绥两个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相当于与晋察冀一个农民干十个月，还能歇两个月。
再看脱产人员。为抗击日寇保卫解放区，各地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和政府机构，这些人员的衣食供给，除了自己生产，大多来自老百姓缴纳的公粮。
为减轻人民负担，1941年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
“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
“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为此，中央严格规定：“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据1948年统计，晋冀鲁豫脱产人员占比为1.37％，华东为2.78％，山东滨海为3.04％。
晋绥地理位置特殊，除自身外，还担负保卫陕甘宁的重任，同时地旷人稀，人口比其他解放区少了一个数量级。
日本投降时，山东解放区人口约2800万，晋冀鲁豫2400万，晋察冀2500万，晋绥呢？顶格算来，仅300万。
承担任务重，人口基数小，鱼大水小矛盾突出，晋绥虽经多次“精兵简政”，脱产人员比例还是超出中央规定1.5倍到3倍，达到4.5％～8.8％。数量最少的1946年，为人口总数的4.5％。
脱产人员比例大，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就重。为了早日赶走日本鬼子，老百姓硬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有多少算多少，竭尽全力为抗日做贡献。
据统计，1943年到1945年这三年，陕甘宁边区公粮负担占农民全年收入比例依次为10.16％、8.83％、7.75％，逐年递减。一河之隔、自然条件相近的晋绥，公粮负担则为19％、19.4%、21％，连年递增，比陕甘宁分别高出8.84、10.57、13.25个百分点，平均高了约一倍。
为发展生产，各根据地每年都会发放专项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资金困难，如添置牲畜、更新农具、精选良种、兴修水利等。在晋冀鲁豫和山东，政府每年的农贷数额，平均占到当年货币发行量的59.1％和36.5％，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相比之下，晋绥对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1940年到1946年，平均农贷每年只占当年货币发行量的8.37％。这个比例约为晋冀鲁豫的七分之一，山东的四分之一。
按理说，要缓解自然条件的先天落差，应付出更大投入做出更大努力，否则，提高生产水平改善农民生活就成了一句空话。
总体说来，除去战争因素，脱产人员多、人民负担重、生产投入不足，是造成晋绥经济严重衰退的三个主要原因。
李井泉与晋绥新领导班子点了三把火：减征、增贷、勒裤带。
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临近夏收之季，中共晋绥分局召开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高干会议，讨论、研究和决定全面内战爆发后晋绥的全面工作。李井泉致开幕词。
会上，根据前期调查和与会干部汇报，决定经济上实行统筹统支、精简节约等方针，改善民生：
“现在晋绥财政已很困难，人民负担已很重，全区脱离生产人数已超过正常比例一倍以上，所以今年生产供给会议乃决定（实行）统筹统支财政方针，和坚决执行新的供给标准与精简节约方针。”
分局决定当年公粮征收指标在上年基础上，大幅压缩三分之一，使农民负担从全年收入的21％速降到13％以下，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晋绥日报》报道说：“大会决定向政府建议：本年建国公粮至少须减征去年征购的三分之一；所有贫苦无力完纳的旧欠公粮一律豁免；旧欠而无力偿还之贷粮贷款亦应酌情免收，必须大量发放农贷、工贷与纺织贷款，以一切方法用最大力量帮助广大人民发展生产。”
减征的同时，还修改公粮条例，规定了诸多免征条款，鼓励农民发展副业，改善生活。
如“原规定工资收入以二成折算，第二款原规定农村中之土蓝染房及制造铁木器具之独立手工业者之纯收入，依五成折算，现合并改为凡出雇劳动力之工人收入，一概免征。”“农村中之土蓝染房免征。”
“第六款原规定家庭副业收入在一石米以下者免征，超过一石者以六成计征超过部分……现改为凡以农业为主利用农闲时间所经营之家庭副业，其收入均免征。”
“第八款原规定出贷现款现粮之利息以五成计征，现改为免征。”
公粮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减征势必大大减少财政收入，降低公家人生活标准，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由此难免引发非议。
面对各种质疑和叫苦，李井泉在会上明确表态：“公粮：方针是减轻，肯定是不动摇的。”不仅如此，“还要精简人员。秋上，减少后方人员吃饭，组织生产。”“要节衣缩食。”
为此，李井泉提出：“过去是伤害了老百姓才解决问题。今天一切为老百姓来打算，这是不可动摇的，要叫老百姓发上财，叫老百姓生产下去，生活下去！”
“要救卖了儿子的，卖了老婆的，没办法（生活）的，这些人的公粮我主张免掉，免他三年。给他想办法娶个老婆来，儿子给他救回来，没办法时给他拿点钱。”
这次会议为新时期晋绥经济工作定下了基调。会后，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部队传达时赞扬道：“（这次）会议主要成功之处是一切为人民服务，这是空前的。”
如果减征公粮是给农民止血，那么增加农贷则是给农民输血。目的只有一个，帮助老百姓尽快摆脱战争灾害，过上好日子。
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2月10日，晋绥边区召开生产会议。针对以往生产投入严重不足，会议决定不违农时，拿出90亿元（农币）贷款，帮助农民恢复生产。
李井泉在会议总结时说：“这次会议主要解决生产供给问题，即是解决三百万人民问题”，“总的精神为了三百万人民，方针口号从什么基础出发？口号是恢复不是扩大，恢复农村破产了的经济，恢复农业，恢复副业，推广纺织，而且要逐渐恢复，不是一年以内或两年内，那是空想的。恢复农业是主要的，一切财政供给都要依靠这里。”
2月17日，晋绥边区公布的《关于发放90万万元生产贷款的决定》指出：
“边区群众在八年抗日战争、一年来爱国自卫战争中，无论人力物力均出了与出着极大力量，但根据生产供给会议检查，因各种原因边区农村生产急待恢复，贫苦农民在生产中耕牛种子口粮农具肥料等等非常困难，也急待帮助解决。”
“为此，边区生产供给会议本着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及恢复生产的方针，决定全边区党政军民节衣缩食抽出九十万万元生产贷款，无利贷给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切实帮助他们翻身。”
九十万万即90亿，这个数额相当于晋绥边区1947年度财政预算收入264亿元的三分之一。
晋绥历年发放的农业贷款，从1940年新政权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与年度财政收入的比例依次为：1.12％、0.24％、0.56％、3.25％、4.39％、5.90％，最高不超过6％，平均下来每年不足2.6％，6年累计发放农贷共计3亿元。
这次一年发放90亿元，超过历年农贷总和30倍，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34％，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为支援抗战，晋绥老百姓毁家纾难尽其所有透支多年，如今抗战胜利，政府多拿些钱帮扶百姓义不容辞，可此时的晋绥捉襟见肘家底亏空，财政严重入不敷出：1947年全年预算收入为264亿，预算开支却有600亿，赤字高达336亿，超出收入一倍多。
在这种状况下拿出90亿农贷，还要大幅减征公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晋绥历年发放贷款解决财政支出，都靠增发货币。但是货币发行必须遵循基本经济规则，多发少发都会造成金融波动，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
这方面晋绥是吃过亏的。1943年大量增发农币，“结果便导致四四年三月间的农币大波动，农币与银洋的比价由七月的五十元左右跌至三百五十元左右，个别地方甚至有五百元者，农币信用大减，市场紊乱，农币几已不能周行。”
战争年代条件险恶，增发货币有时是不得已饮鸩之举，有时则是急功近利：
“除了被迫发行外，就是加以主观的不顾一切的大发行。大发行的思想根源是为了增加公家财富，于是便造成农币的大波动。农币大波动之后，又不得不反转来采取突击式的紧缩政策。”
结果“造成物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地影响到农币的信用与流通，也严重地影响到物资的流转与群众的生产以及军民的生活，同时助长了投机者的兴风作浪，使根据地受到重大的损失。”
为避免重蹈覆辙，晋绥分局决定这次90亿元农贷不做加法做减法，不靠银行增发货币，而靠各单位减少开支牙缝抠钱，割公家人的肉，贴老百姓的骨。
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决定从四个方面入手，精简节约，勒紧裤带，攥土出油，一切为了老百姓。
首先降低待遇，从领导做起，恢复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干部的“小灶、中灶一律取消，与老百姓及士兵同艰苦。”“服装一律发士兵服，取消干部服。”“营以上干部的棉衣、鞋袜、日用品一律不发，营以下照发。”“党、政、民、学今年一律不发衣服、鞋袜、日用品。”
“党、政、民、学的保健费，除老弱残废及长期肺病慢性病者外，一律不发。”“伙食费除前方野战军按一般标准发给外，后方党、政、民机关一律降低标准。”“党、政、民、学一切后方医药费减低一半，特别费一律取消。”
同时明确规定“所有少发或不发数，不得向群众伸手想办法解决。不准用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违者应受处分。”
其次是精简机构，减少脱产人员。对于超编人员，要求“规定严格执行编制”，“编余人员除上级批准者外，一律不准吃公粮”。
第三大力发展机关生产，满足各自所需：“党、政、民及部队后方机关留守人员，其生产任务以解决一年的菜、肉、鞋袜及日用品为准。”
“1.不准调剂或租占群众土地。2.不准因生产妨碍工作。3.不准让群众代耕。4.不准因生产而增加编制。5.不准用粮食喂猪。6.不准以粮食换菜及其他日用品。7.不准将生产所得之利润超过标准滥行开支，违者处罚。”
第四整理财政，收缴“家务”，即抗战时各单位为克服经济困难开展生产经营的收入，拿今天的话就是“小金库”。对于这部分财产严令上缴，小公归大公，实行统筹统支，以改善财政状况，减少贪腐环节。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把利益重心从数万公家人转向300万老百姓，在自己身上剜肉动刀，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一时牢骚闲话不断。
“要坚决执行这个方针，不要因为有困难就动摇。伙食不发就不发，衣服不做就不做，这是救急，救老百姓的事情。”
李井泉说：“晋西北几年来，贫困的战争，天灾人祸，确实是困难，今后还有困难。过去注意了战争，注意了几万人的公家，想了很多办法，但忽略了照顾群众，毛病就从这里产生。”
为此，李井泉提出：“过去是伤害了老百姓才解决问题。今天一切为老百姓来打算，这是不可动摇的，要叫老百姓发上财，叫老百姓生产下去，生活下去！”
“一切大、小公家都要服从于为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的目的。”
“我们今天是自我批评，对谁？是对老百姓。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大、小公家要进行自我批评。”
高干会结束后，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军区司令部联名陆续下发了一系列指示，规定党、政、军、民、学的供给事项，统一由晋绥军区后勤部负责，边区政府的财政系统则以全力经营管理群众负担、公粮、税收及整理各地财政工作。如：
1947年3月12日，颁布《党政军民学家务归公处理办法》，要求“各单位商店及其干部一律移交商店所在地的贸易公司，商店以外之家务一律移交当地政府之财政机关……限四月底移交完毕。”
3月15日，下达《财政供给制度命令》，严格规定了机关单位的“征收制度”、“村款制度”、“会计制度”、“移交制度”、“保管制度”、“预决算制度”等，明确“非依行署颁发之各种条例政策及法令，任何机关部队或个人不得向群众征收款物粮食，及征用抗勤，如有违背，以损害群众利益以勒索论处”。
3月31日，公布了新的《党政军民机关部队1947年度供给标准》，开宗明义说明：“为了节约人民财物，集中力量支援自卫战争与前线，减轻人民负担，发扬后方照顾前方，党政民照顾部队，安全区照顾战争频繁区域，降低干部与非战斗人员的生活，与人民士兵共艰苦。”
4月4日，发布《晋绥边区行署关于掌握公粮收支使用问题的通令》，要求杜绝各种公粮滥支、挪用、贪污、浪费的现象，严格各类收支手续，明令“任何机关部队不准用公粮作其他开支，不准用公粮换菜肉改善伙食，不准用粮食喂猪，或换其他日用品，违者处罚。”
农贷方面，为筹集90亿农贷加大生产投入，晋绥解放区各机关单位根据各自状况，采取各种办法挤出钱来，逐一落实规定指标，
最后统计，晋绥各机关部队等单位，总共拿出资金（或实物代）118亿零500万元，超出计划约三成，为恢复生产做出重要贡献。
公粮方面，通过大幅减征，晋绥1946年度公粮数额从上年的358166石减至242660石，降幅超过32％。与之对应，老百姓的负担从上年占全年收入的21％降至12.75％。
抗战期间，从1940年晋绥建立新政权起算，1941年到1945年农民交的公粮，占平均年收入20.49％，老百姓扣除公粮负担后的余粮，普遍达不到生活最低需要。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到1948年的三次公粮征收，平均只占到农民全年收入14.96％，缴纳公粮后所剩余粮，普遍超过基本生活所需。
在李井泉和晋绥分局领导下，通过党、政、军、民、学各级单位共同努力，晋绥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善，多年饥苦之后，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天扬故事）：李井泉领导晋绥军民恢复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