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14日出生于河南光山董店(今属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春，高在其家乡参加了农民运动。1929年3月，高敬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武装委员。由于作战勇敢且粗通文墨，加上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在六大后一再强调领导机关必须配备工农成分的干部，因此他不断得到提拔，得以崭露头角。他于1930年当选光山县苏维埃主席，后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从1930年起，他还先后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豫东南道委(相当于地委)书记等职。期间，他参与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了光山独立团、赤卫师、游击师(后均编入红四方面军)，并指挥这些部队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80余处,成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1932年11月，反“围剿”失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为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下辖两个师:徐海东任师长(副军长兼)的七十四师，高敬亭任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兼)的七十五师。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193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程子华传达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主力执行战略转移——长征，对外称“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于是，吴焕先奉命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长征，高敬亭则留下坚持斗争，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危急关头，高敬亭以大无畏的气概挺身而出，在失去上级指示和援助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在当地全面领导继续反抗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
抗战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因与新四军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于1939年6月24日被处决，成为新四军历史上第一桩大冤案的主要受害者。1977年4月27日得以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大别山地区的老百姓对于他们的“高政委”和“高司令”十分熟悉并充满爱戴之情;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则对他恨之入骨，曾悬重赏要买他的人头。
受命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后，高敬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依靠大别山根据地的群众，终于把即将熄灭的革命火种重新点燃，并不断壮大起来。1935年2月3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红二十八军(史称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以区别于其他地区、其他时期的红二十八军)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下辖八十二师和一个军直属手枪团，方永乐为八十二师政治委员，全军仅1400余人。巍巍大别山又重新飘扬起了红旗。
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不足二千人的武装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政治上，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政委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自己担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无军长);军事上，坚持红二十八军能散得开、收得拢、打得赢、拖不垮。制定采取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方针;根据实际又提出了“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地方上，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另外，还有“敌上山、我下山” “化装偷袭” “杀回马枪”等游击战术。
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2000人的部队，与敌战斗数百次，典型战例67个。其中，大胜26例，小胜28例，双方各有伤亡8例，失败5例，总计歼敌7. 5万人，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自身则在战斗中得到发展，最壮大时达3100余人。气得蒋介石撤去了“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的职务。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唯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28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的战史，是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这个时期，敌人一听到高敬亭的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在检查其“清剿”失败原因时，供认了这样一个事实:“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然不定，兵来匪去，己成惯伎。”可见敌人的无奈。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处得到中共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后，他怀着喜悦之情，认真研读了3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指示。起初，他深感意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围剿”等种种罪行，无论从思想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但当他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历史转变关头，自己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时，便立即不计前嫌，于7月13日主动派人与老对手、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举行“岳西谈判”，要求派代表商谈共同抗日。
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有坚持党性的高风亮节，又有灵活机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国民党代表刘刚夫提出红二十八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委婉辞退了国民党“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委任状。谈判成功后，高敬亭于7月28日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在最终谈判协议上签字。红二十八军的做法不仅早于其他各省游击队，甚至比党中央与国民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还早半个月。这是南方八省游击队中最早、最成功的一次国共两军谈判。同时，这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高敬亭等人既坚持诚心和谈，又作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这在当时确属罕见之举。至此，鄂豫皖边区军民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在南方八省十三个游击区中保存了最多的兵力。
随即，红二十八军及所属地方武装1800余人，陆续到达七里坪，在这里设立招兵站，扩大武装;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周骏鸣领导的豫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高敬亭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不要因为合作而丢掉了红军优良传统，“我们还是我们，我们要仍然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
国共和谈达成协议不久，1938年2月，中央军委将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团。这是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队。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均只辖两个团。也就是说，第四支队占整个新四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
1938年3月8日，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四支队东进抗日。高敬亭率第四支队分别从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于3月中旬到达安徽霍山以西地区集结。经短期体整后，高部继续东进，于4月底抵达抗日前线，部队在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高敬亭则率支队部驻在舒城县的东、西港冲(今东、西港村)。自1938年5月至11月，第四支队共歼灭日军500人，俘10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收复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初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其中，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此外，高部的桐城棋盘岭战斗也很出名，战斗中首次活捉了40名日军，这都是新四军战史上的骄傲。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从下山东进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先后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 0 0余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特别值得称颂的是，高敬亭所到之处，念念不忘宣传和发动群众，时时关注和组织群众，全力以赴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武装，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使抗日烽火在皖中、皖东大地熊熊燃烧。
正当第四支队从大别山开向抗日战场并连战皆捷时，却发现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长期生活、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十分留恋。原因之二是他意识到大别山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要地。更何况第四支队土生土长于大别山，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在此建立根据地正可谓是得心应手。
可是高敬亭坚持要四支队回到大别山的建议，与王明及受右倾错误影响的新四军领导人发生了矛盾，从而为其人生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不仅主动撤除根据地，还居然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调查登记户口，甚至还提出了“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对于高敬亭提出让第四支队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王明、项英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刚正不阿的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人对高非常不满。
桂系军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薪饷，限制第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我争夺皖东地区。这样，高敬亭领导的第四支队陷入了桂系部队和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四支队应该立即东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中共中央也发来电报，要求“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高敬亭从他的经验出发，认为不能轻易放弃大别山。因此在东进问题上与新四军军部领导发生了严重冲突。军队在行动上也不免迟滞，这就使军部领导更加不满。
以上所述后来成为高敬亭被处决的罪因之一:“不执行中央路线”、“对抗中央在武汉的领袖(王明)”。
罪因之二则是“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在高敬亭的要求下，1938年起，中共中央从延安、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出一批干部到四支队工作，这批干部中的郑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与高敬亭共过事。中共中央这样做，原本是希望协调高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关系。但事与愿违，这反而导致了高敬亭与这些干部中的个别人矛盾激化。
罪因之三则是“不服从军部命令”。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以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直接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
1939年3月底，高敬亭率四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是，时隔不久，高敬亭又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连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抵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同时，叶再次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等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却不听指挥，竟然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他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高部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进至合肥青龙场一带。之后，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队部进入青龙场地区。
罪因之四是“纵容部下投敌”。就在高敬亭拒绝执行新四军军部东进的命令，与军部矛盾不断尖锐的关键时刻，高敬亭的亲信部属，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攻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后叛逃至桂系军队。杨、曹二人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的突然叛逃引起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普遍不满。这时，项英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于是，叶挺命令部队在皖东停止东进，进行“反杨、曹斗争”。杨、曹的私逃虽同高敬亭无关，但在“反杨、曹斗争”中，揭发出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当即在部队中开展了反高敬亭的斗争。
由于以上“罪名”的存在，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的电报。
蒋介石接到这份项英要杀自己虎将的电报，半信半疑，怕是其中有诈。因为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的17万正规军，打了3年，都抓不到这个高敬亭，现在共产党却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当蒋通过情报部门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的内情后，便明白这是中共的内讧，于是高兴地“借刀杀人”，当即给项英、叶挺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
叶挺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电令来到合肥青龙场褚老圩。高敬亭听说军长来了，便从舒城驻地赶来见叶挺，当时有人劝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但高敬亭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俺要去。”当高敬亭赶到青龙场褚老圩时，并未见到叶挺的人影，高的警卫员武器被缴，高立即被关押起来。
从6月21日至23日，在四支队驻地，叶挺和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在合肥青龙场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召开了3天，邓子恢主持大会，会上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批准。大会宣布的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根本没有想到，军部领导会发动对他的斗争。他始终认为: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而放弃大别山“东进”则是错误的;对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就是要“闹独立性”。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更谈不上“破坏抗战”。
6月24日，在被宣布枪决后，高敬亭坦然面对:“共产党人对死无所畏惧，我没有罪，既然你们硬要我死，但必须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系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然后，他端正地戴上军帽，向叶挺军长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叶挺庄重地还了军礼，十分感慨地说:“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高敬亭闻言泪下，然后在叶挺警卫班战士的“护送”下，朝荒野走去，不久不远处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一个曾经被蒋介石悬赏的红军将领，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叶挺心情十分沉痛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当讨论到高敬亭问题时，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诚恳地表示悔恨。但高敬亭的冤情并没有因此得到昭雪，相反，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高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高的部属，在事件之后仍然受到歧视和打击甚至迫害。
党中央、毛泽东对高敬亭问题始终持慎重态度，始终坚持以团结为主的方针。鉴于高敬亭与王明、项英等存在的种种矛盾，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过处理高敬亭3点意见，也完全符合慎重、团结的精神。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毛泽东问他:“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这反映了毛泽东对高敬亭的怀念和反思。刘少奇也对周骏鸣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高敬亭罹难后，江北指挥部又对四支队进行了整顿，将“反高斗争”升级为“肃清高敬亭余毒”，过分打击了一些人，引起了部分干部的恐慌，这给四支队乃至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壮大造成了巨大损失。当时，第四支队一片混乱，有些指战员甚至被迫离队，当时的局面差点失去控制。后来，原第四支队被一分为二，变成了新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由徐海东、罗炳辉任司令员。作为新的第四支队当家人，徐海东认为杀高是极其错误的。讲起这件事，作为曾经和高敬亭在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徐海东很激动地说:“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狱中写下的那份诀别书中，高敬亭深感革命事业未竟，眷念革命生涯，并嘱咐将自己的幼女交给人民抚养，对党和人民毫无怨言。然而，他的妻儿却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直到长大成人后，高敬亭之女才知道了自己的不幸身世。
1975年11月10日，己经长大成人的高敬亭之女高凤英大胆上书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12月14日，病中的毛泽东接信后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他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生前指示，经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核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充分肯定了高敬亭“功大于过”的历史，摘掉了强加在高敬亭头上的“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帽子，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1980年4月，高敬亭家属在政府的协助下找到了高敬亭的陵墓，并在合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10月，国家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儿高凤英，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1989年6月，高敬亭生前老战友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纪念会。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高敬亭”词条实事求是地写道“……在国民党重兵连续‘清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等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率不足2000人的红二十八军，和边区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一起，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在22个县建立游击根据地或立足点。……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主动同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进行谈判，并签定了共同抗日的协议。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司令员。4月底进至皖中舒城、巢县等地抗日。5月1 6日所属第九团一部取得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随后，在桐城棋盘岭、六安椿树岗等地连战皆捷，并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创抗日根据地。他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方针等方面犯有严重错误。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合肥县青龙场(今属肥东县)被错误地处决。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认为他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被错杀的新四军高级将领，曾打响新四军挺进敌后第一枪，38年后得以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