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是左权牺牲80周年， 我们来聊一下左权吧， 封面图是《百团大战》剧照。 1
林彪曾说过：“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他说的没错，左权的坎坷命运和半生抑郁，都来自于留学苏联。
1925年，左权从黄埔一期毕业，经陈赓和周逸群介绍入了党，随后又参加了黄埔军校的两次东征，因战功升为连长。
对于21岁的左权来说，这份履历含金量极高。
也正是因为左权的出类拔萃，他才被党组织选中，派到新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望他将来回国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左权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远万里奔赴莫斯科，努力学习俄语、理论、革命史等学科，两年后从中山大学毕业，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学习。
一手革命理论一手军事技术，这种文武双全的人才，国共两党加起来都没几个。
但就在左权努力学习的时候，不经意间卷入了留苏学生的斗争。
早在20年代初期，中山大学的学生之间，就有旅欧支部和国内直接赴苏的派别矛盾，数年来，两派的斗争从未停止。
随着蒋介石清党、斯大林排挤托洛茨基等事件接连爆发，中山大学的学生又经过分化重组，形成支持校长拉古尔的教务派，支持党委书记西德尼科夫的党委派。
米夫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以后，王明也跟着水涨船高，俩人一起支持党委派对抗教务派，开始批发帽子打击政敌。
而在这个过程中，米夫“发现”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说江浙同乡会是破坏中国党的危险物，必须彻底铲除。
王明也向米夫建议，应该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调查江浙同乡会，并且和向忠发汇报。
这些事原本和左权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巧不巧的是，1928年初的一天，已经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左权，因为回中山大学访友，被拉去和董亦湘、俞秀松等人聚餐，结果被王明抓住把柄：
“好啊，你们私下聚餐，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事？”
这下左权跳进伏尔加河都洗不清了，自此被扣上“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按照米夫和王明的说法，“江浙同乡会”要夺取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领导权，帮助国内的陈独秀重整旗鼓，所以“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必须从重处罚，谁怀疑这个决定谁就是反革命。
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处理，左权可能出师未捷，就要折戟苏联了。
不过好在“六大”召开以后，周恩来和瞿秋白组成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彻底否定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
左权重获新生，但经过这件事，和王明的梁子是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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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文武双全的左权学成归国，分配到闽西工作，短短半年后便做到红12军的军长，论做军长的资历，只比林彪晚半年。
党组织对左权可谓是重用。
1931年12月，国军第26路军的1.7万人在宁都起义，改编成红五军团，已经调任红一方面军工作的左权，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五个月后又兼任军长。
此时的左权军政一把抓，独立指挥一个军，基本进入日后的元帅大将序列，可谓是平步青云。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军事上无可挑剔的左权，在政治上出事了。
1932年，中央苏区发生肃反运动，闽西的团政委刘梦槐，举报左权在东征福建的时候，偷偷收藏了“托陈取消派”的文件，违反临时中央的路线，必须严惩。
所谓“托陈取消派”，是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组织，属于国际共运中托派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想深究的话，称为“托派”就可以了。
自从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因为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爆发了激烈的路线斗争。
资历深厚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不可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政权，需要输出革命改善国际环境，让苏联生存下来，然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起努力，多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
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觉得，把苏联的命运寄托在其他国家身上，太不靠谱了，苏联的最优解是一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等有余力的时候，再支援世界革命。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那么到底走什么路线，就看谁能赢得斗争，掌握苏联的话语权了。于是在20年代后期，苏联因为路线斗争，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结果我们都知道，抢银行出身的斯大林，斗倒了写文章出身的托洛茨基，赢得最终的胜利，主导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
做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自然要面临斯大林的清洗。由于苏联是国际共运的老大哥，这场政治大清洗，也延申到世界各国的革命队伍里。
而1932年的临时中央，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组建的班底。他们这些人是依仗苏联支持才上台的，不可能违背苏联的意志，更不可能违背斯大林的路线。
所以在那个年代，凡是和“托派”沾上关系，便是斯大林的敌人，是苏联的敌人，是革命的敌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左权私藏“托陈取消派”的文件，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行为。
于是刘梦槐的举报尚未核实，左权便被解除兵权，调回后方接受审查，准备走过场之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枪毙。
幸亏彭德怀和王稼祥仗义执言，临时中央才免除左权的反革命罪，改为留党察看八个月，以“带罪之身”继续工作。
左权的政治生命保住了，肉体生命也保住了，但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却迟迟没有取消，直到左权牺牲的时候，政治身份还是留党察看。
为什么？
因为到1942年左权牺牲，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中国的王明路线还没彻底清算，左权也就不能正式平反。
那左权为什么要私藏文件呢，他不知道和托洛茨基有关系很危险吗？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左权留学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进行斗争，托洛茨基还没有倒台呢，那么左权做为20岁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崇拜苏联元老托洛茨基，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自己说的，对托洛茨基有过一些英雄主义崇拜。
可能在学习生活的时候，他和同学们也聊过托洛茨基，这种事做的多了，便给有心人留下把柄。
另一方面，左权是好学之人，清洗托洛茨基的事爆发以后，左权可能也想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是什么，中国托派的想法是什么，于是发现“托陈取消派”的文件，便留下来批判的阅读。
在我们看来，这算什么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左权做的没毛病。但在那个苏联深度影响中国的年代，这就是犯罪的证据。
左权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躺枪，被坑了一辈子。
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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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其他人被定为“托派”，基本等同于仕途止步，但左权不仅没有止步，反而越来越进步了。
原因无他，能力强。
红军学校缺教材，他便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之红军》、《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原则》等文章，给红军学校的学生们阅读。
红军干部牺牲惨烈，各个岗位都需要人，他就做了红一军团的参谋长，辅佐林彪和聂荣臻指挥作战，长征的时候，一旦林彪和聂荣臻出去开会，军团的日常事务便由左权负责。
到了陕北，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便代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经常独当一面，虽然和其他军团的编制等级一样，但实际地位远比后来成立的新军团要高。
左权能接替林彪代理军团长，依然是争元帅保大将的牌面，“托派”做到这份上，也足以说明左权的军事能力了。
这是谁都离不开的左参座。
但升官不代表左权心满意足，托派和留党察看，始终是左权脑袋上的紧箍咒，心里的一根刺。
不取消“托派”的罪名，他就不可能松一口气，这顶大帽子实在太沉了。
1940年4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延安，临行前，彭德怀请他回延安以后帮左权做做工作。
毕竟左权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参谋长叶剑英在南京搞统战，其实左权是实际上的参谋长。这么重要的岗位，不应该给左权太大的政治压力，最好取消他的”托派”罪名。
朱德回延安做了一番工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41年，左权亲自写信向中央申诉，说自己不是托派，没有违背党的路线原则，属于可以信任的好同志。
这封信由彭德怀亲自发到中央书记处，但是也没有结果。
朱德和彭德怀亲自出马，都没有解决左权的托派问题，说明这件事根本不是军人能干预的，对于这一点，左权看的很明白。
他曾哭着和彭德怀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就这样，政治上翻不了身、军事上肩负重任的左权，整整十年都没资格参加党的会议，政治待遇和新四军的叶挺差不多了。
不过在革命信仰方面，左权更像陈毅。
南昌起义的时候，周恩来派陈毅做团指导员，让他不要嫌官小，陈毅却说，什么小不小的，只要能拿武装，连指导员我也干。
而抗战爆发的时候，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
“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实在痛心。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的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
“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
“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意思就是，只要能革命抗日，托派的大帽子，戴就戴吧，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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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革命生涯，左权其实都挺苦的，生活苦、战场苦、心情更苦，要说有什么甜蜜的话，可能就是结交了一群朋友、娶了一个老婆。
朱德和彭德怀就不必说了，能冒着风险替左权申诉，足以说明和他感情深厚，就连沉默寡言到没朋友的林彪，都和左权感情特别好。
林彪和左权共事只有两年半，时间不算太长，但在1942年5月，林彪亲笔写下《悼左权同志》：
“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阻拦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浓烟里滚了出来。”
林彪很少伤春悲秋，党内军内的朋友也没几个，能对左权流露真感情，说明林彪真的把左权当朋友兄弟。
而左权能和林彪做朋友，也说明左权的情商高，能在为人处事方面拿捏分寸、知进退，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所以据现在的资料来看，除了王明以外，就没听说左权和谁交恶。
左权和刘志兰结婚，是朱德介绍的。
刘志兰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奔赴延安以后和浦安修、叶群玩的比较好，延安称为三大美女。
1939年2月，刘志兰跟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有次还代表妇女做了演讲，她站在台上落落大方，朱德边看边想啊：
“左权都35岁，还是单身汉，不如把刘志兰介绍给左权吧。”
没过多久，朱德便找左权聊天，问他对刘志兰的感觉怎么样？左权有些害羞，笑笑没有说话，那意思就是，别问我了，赶紧办。
左权的心意明白了，朱德又亲自和刘志兰谈，问他对左权的感觉怎么样？那时候刘志兰是23岁的小姑娘，哪经得住这种问题啊，头一低脸一红：“那好吧。”
经过朱德的牵线搭桥，4月份，左权和刘志兰就办了婚礼，一年后生下女儿左太北，这个名字还是彭德怀给起的，说咱们在太行山抗日，刘伯承的儿子叫刘太行，你左权的女儿就叫左太北吧。
妻女，应该是政治上不得志的左权，最后的心灵避难所。
所以左权和妻女在一起的时候，基本是腻腻歪歪的，不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写信，而且写的特别腻。
“你们走后，确感寂寞。幸不久即开始了北方局高干会议，开会人员极多，热闹了十多天，寂寞的生活也就少感觉了。”
“前托郭述申同志带给你一包东西，有几件衣服、几张花布、一封信，听说过封锁线时都丢了。想看你替小北做成衣服后，给小家伙漂亮一下，结果都丢掉了，这怪不得做爸爸的，只是小家伙的运气太不好了。”
“半年没接到你的信，时刻担心着你及北北的一切。亲爱的，时刻牵挂着你，你当同感。”
看看这些文字，腻不腻……
左权把政治上的苦闷，工作上不能流露的感情，都寄托到妻女的身上，写在信里，尤其是1942年5月20日的信，读起来很暖：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起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然而，他们已经没有相聚的时候了。
左权写完这封信的三天后，日军在太行山发动大扫荡，用两万人包围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
5月25日凌晨，八路军前总开始分别突围，左权带着队伍走到十字岭，遇到日军的炮弹袭击，为了指挥大家卧倒避炮，左权的动作慢了一步，被弹片削了半个脑袋，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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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流行一种观点，迷惑了不少人。
说的是左权牺牲前，明明可以用军事动作躲开日军炮弹，但他什么都没有做，一直站在那里，指挥队伍里的非战斗人员卧倒，说明左权认为翻身无望，自己主动求死。
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
抗战爆发时，左权能给母亲写那样的家书，结婚后又眷恋妻女热爱生活，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所谓前途，就主动放弃生命。
如果左权真是那么脆弱的人，怎么可能坚持革命十余年，又怎么可能得到朱彭林等豪杰的欣赏。
说左权主动求死其实是抹黑左权，目的和抹黑教员一样，通过否定英雄来否定革命史。
但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好在英雄都是惺惺相惜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在湖南追击白崇禧的时候，中央军委直接给40军军长罗舜初、13军军长周希汉下令，让他们带部队绕道醴陵黄茅岭，向左权的母亲致敬。
于是数万解放军高唱着《左权将军之歌》，绕道几十公里，途径黄茅岭。
左权的母亲听说解放军来了，激动的问：“满崽呢？”
闻着落泪，说道：“您的儿子带领我们打过来了，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老人家这才知道，原来日思夜想的儿子，已经在7年前牺牲在太行山了。虽然伤心欲绝，但老人家还是请人代笔撰文：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左权实在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