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回顾｜刘伯承之子刘蒙：爸爸提出的三化，70多年仍在沿用

“‘治军先治校’，这是爸爸一生奉行的思想，并且一直在贯彻执行。”近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时，这样概括父亲的领军思想。刘蒙在军事理论方面深耕多年，但却多次笑称“跟爸爸的军事理论研究程度相比，自己就是‘小儿科’。”言语中，刘蒙习惯用爸爸来称呼父亲，这位中国军事史上的“军神”，在儿子刘蒙的心中，还是一位环绕着他，从未走远的慈爱的父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门

1月15日是南京军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建院70周年，70年前，刘伯承放下军功，前往南京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学院。我国授衔的57名开国上将中，56名曾先后上过南京军事学院；抗美援朝参战指挥官中，经过南京军事学院短期培训的有44名将军、55名大校，他们成为影响抗美援朝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

1950年夏，中央军委会议确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除各军兵种要新建专业学校外，全军首先创立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原本被安排出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坚辞：我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了。这次就不要再去当了，这个职务应该安排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是去办军事学校合适，当教书先生吧。

随后，刘伯承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进军西南总指挥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参加筹办陆军大学，就这样，他成为军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人力物力紧张，军队又急需大批经过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到前线任职，为了尽早开学，刘伯承决定找个现成的办学点。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校址是原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院子很大，房屋面积47万平方米，足够办学需要。于是，校址选在南京，因为有海军、空军等专业，所以学校名称定为军事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典礼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布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是当时全军惟一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陆续创立了空军系、海军系、装甲系、政治系、基本系等。

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刘伯承致开幕词

军委代表陈毅将军指示

刘伯承经常说，开医院要有好医生，开饭馆要有好厨师，办院校最要紧的是要有好教员。建校之初，刘伯承就开始抓教员队伍，还亲自“三顾茅庐”聘请原国民党将领陈颐鼎担任教员。到1955年，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已经达到1000多名，其中军事教员1007名。

根据抗美援朝战场的经验，军事学院还陆续增加了防坦克、防空、防化学、外军研究和司令部工作课程。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完成了全部训练计划。1952年8月8日，刘伯承主持举行了很隆重的毕业典礼。很快，这批学员陆续到了朝鲜前线，他们运用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东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1957年8月，刘伯承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随后，军事学院经过撤销、重建、合并等成为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军，武装组织就必须走向国防军，这需要一个巨大的变化。”刘蒙说，父亲刘伯承除了提出“治军先治校”的思想，还进一步提出“想有一个好的军队，首先得有好的学院，好的学院培养出好的军官，好的军官就是未来的国防军。”的想法。

南京军事学院建设过程中，刘伯承提出“三化”即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校方针，同时他提出以联合作战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我国建立国防军70多年，三化基本没变，军队建设也是沿着这个路线在走。”刘蒙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提出军事革命的概念，并从1995年开始到2005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变革。

美军这场军事革命领导者海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在他撰写的《揭开战争的迷雾》一书中强调，军事革命很难，最难的是思想上的变革。而当时，建立军事学院，无异于一场军事革命，要重新总结多年来的军事理念，并上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从而能指导我国国防建设。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伯承提出用联合作战来牵引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跟美军1995年提出的新军事变革的思想很类似。刘蒙对于父亲在军事理论上的领先性，很是钦佩，“只有真正领导过军队打过仗的人，才能提得出来这种到现在都在贯彻的军事思想。”

院校建成后，连一本战役法教材都没有。但现代化战争需要知道怎么打仗，怎么打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战役规则。但建校初期，来自国民党、苏联、我军的180多名教员中，没有人能提供这样的教材。

“第一本战役法是爸爸写的，任何一个军事院校里，没有院长自己写战役法的。第一堂战役法课，也是他亲自讲的。”刘蒙说。在刘伯承第一次讲授战役法课程之前，据当时的教员回忆，为了讲好这第一堂课，刘伯承七天七夜没有离开办公室。

“一支部队能不能带好，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做好样子，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的官。”对于父亲刘伯承的这句名言，刘蒙认为，领导者要有凝聚力，必须在很多方面以身作则。“学校培养的是将来指挥军队的军官，如果他们的质量不好，品德不好，水平不高，那是不可能带出一个很强大的队伍。”刘蒙说，这就是为什么刘伯承非常重视军事院校建设，同时要亲自去管军事院校，也愿意为中国的军队建设呕心沥血的初心。

当时学院办了《军学》杂志，为了推动军事理论的研究，刘伯承用笔名写了很多文章。刘蒙向红船编辑介绍，当时第一任编辑不理解，刘伯承为什么每次都用不一样的笔名。刘伯承回答说：我当院长，要用我的名字发表了，大家都顺着我说，哪里还有争论和讨论，军事理论还能前进吗？

“像爸爸这样的院长，是真正做实际工作的，不仅自己写文章，为了让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动军事理论研究，他把每个细节都想得非常周到。”刘蒙说，父亲刘伯承不光自己写文章探讨军事理论，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在办公室里专门装了一套设备，通过旁听教师的课，找到改进授课成效的方法。

南京军事学院迎来的第一批700多名学员，都是副师以上的军官，文化层次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从接受一个新的军事理念，到实现军事技术上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作为军事理论研究者，刘蒙能深深体会到父亲刘伯承推进学科研究的艰辛。

军事学院院长并不是刘伯承惟一的教育家身份，国民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十五军当军长的刘伯承，就在军团里建立了军政学校。“爸爸一直认为军事教育非常重要，战争年代当过很多学校校长，红大校长，四方面军红大校长，二方面军红大校长。”刘蒙强调，父亲刘伯承一直很重视教育问题，注重人才培养，他不光办过军事学校，建国后，还曾在中原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等任院长。

在外刘伯承是重视教育的军事理论家，在刘蒙眼里，父亲也是自己授业解惑的导师。“我小时候，父亲就找老师教我英文，还教我练毛笔字，让我通过念背《古文观止》学习思维方法。”刘蒙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刘伯承从来不睡懒觉，每天5点半起床后要做三件事，打拳，念外文，写字。

从兵器时代走过来的刘伯承，有一定武术底子，便研究了一套对身体有益的动作，天天早起不间断练。此外，70多岁了刘伯承还坚持每天念外文，“爸爸从苏联留学回来后，留下了100万字的俄文翻译作品。”刘蒙非常自豪地说，“游击战”这个词就是刘伯承首翻。

“游击战”一词，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被译作“黑猩猩战”。根据军语词典里的定义：so high mobility，具有非常高的机动性，像黑猩猩一样捉不住它，但是它来打你又很突然，即sudden strike，突然性的对你实施打击。

刘伯承认为“黑猩猩战”不好理解，他在史记《李广传》里看到一句话，“李广善游击。”，因为李广打匈奴时跑得快、打得快，所以说李广善游击。刘伯承认为，游就是跑，机动；击就是打击。所以他将“黑猩猩战”改为“游击战”。

战争年代里勤奋的刘伯承有过很多翻译著作，如今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的我军第一次翻译的苏联步兵条例，也是刘伯承以笔名林植木翻译。

“他留给我军一套基本的军事教育的方法，也给整个军事教育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刘蒙用这句话概括了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在我军历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