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秋收起义走出的开国上将，毛主席称赞“文也来得，武也来得”，毛遂自荐担任部长领导原子弹研制

他在长征中指挥部队，冒死掩护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他创造性地贯彻民族政策，仅五十天就接管了匪患猖獗的云南；他巧妙利用苏联“翻脸”的时间差，获取了研制原子能的宝贵资料；他满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平反了包括小说《刘志丹》等在内的大量冤案。

他就是被毛泽东称赞为“文也来得，武也来得”的开国上将宋任穷。

乞讨卖艺，历经磨难找红军

宋任穷原名宋韵琴，1909年7月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家乡老师夏明翰启蒙教育，参加农民运动，并于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参加浏阳工农义勇军，任第四团第二中队党代表，从此开始军旅生涯。

浏阳工农义勇军受命参加南昌起义。宋任穷随部队走到半路，因南昌起义提前，部队就留下待命。组织上派宋任穷去请示江西省委负责人，下一步这支队伍怎么办。宋任穷躲过盘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终于联系上了组织。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建议部队最好南下。他用药水密写了一封信，让宋任穷设法交给毛泽东，并告诉他，“宁冈县有我县党代表，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

宋任穷将南下指示传达给部队，又辗转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从密信中了解到井冈山的实际情况，认为秋收起义受挫后，应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于是决定转移井冈山。宋任穷冒着生命危险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对于进军井冈山起到关键作用。宋任穷也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928年2月，宋任穷被调至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四连当党代表，毛泽东特别叮嘱：“给山大王当党代表，当连排长，不要想不通，这是革命的需要。”宋任穷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渐改变了这支部队原来的绿林习气。

上井冈山后，宋任穷参加了攻打遂川的战斗。他所在的三营营长（后为军长）伍中豪是位儒将，遂川战斗胜利后，伍中豪边喝酒边念着：“宋韵琴，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听，像个女人的名字，不如改了吧。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改一个字，天降大任于穷人，你干脆就叫宋任穷吧！”从此，宋韵琴改名为宋任穷。

◆宋任穷

1928年冬，敌人开始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留在山上的彭德怀、滕代远决定撤离，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特务连，作为后卫，并指定由宋任穷负责。下山时，特务连被打散了。宋任穷身无分文，只得乞讨着寻找部队。两年中，宋任穷受尽磨难，但他坚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红军，找到党！走到万载附近，宋任穷碰到两个玩蛇的人。为了活命，混口饭吃，就拜了这两个玩蛇人为师。那里满坡满岭都有蛇，当地蛇丐用一个布袋兜着蛇，沿门卖艺，乞讨为生。宋任穷也兜了一条蛇，经过师傅训练，居然解决了他的“肚子问题”。一个月后，宋任穷辞别师傅，带着这条救命的蛇继续寻找红军。一路上，幸亏有这条蛇作掩护，帮他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一次次盘查。

漫无目标的寻找总不是办法，宋任穷决定先回家去。但此时浏阳也是风声鹤唳，为避免被反动派抓获，宋任穷趁着黑夜离家去了武汉。他打听到广东一带有共产党在活动，便想去广东找组织，结果因军阀混战过不去。宋任穷折回湘南时，正好国民党的一个部队在招兵，宋任穷灵机一动：何不先参加他们的部队？这样不仅可以趁他们和红军交火时找到部队，而且还管饭吃，又不会被敌人抓走！于是，他改名宋固，在醴陵县报名参加了唐云山的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士兵。1930年2月24日，唐云山进攻江西新淦（今新干县）苏区，敌军被我打散。乘乱时，宋任穷对十多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把这十几个人带下火线。正巧，接受他们投降的是原红四军三十一团。宋任穷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战友，他像一个走失的孩子突然见到亲人一样，眼泪直流。经审查，宋任穷很快恢复了党籍，并安排他为大队政委。

◆1937年春，在甘肃镇原县合影。前排左起：唐天际、刘伯承、李达。后排右一为宋任穷。

对于宋任穷的这段历史，毛泽东也是了解的，曾经风趣地说过：“诸葛亮草船借了曹操十万支箭，你借用国民党的军装找到了红军，宋任穷同志，真是厉害哟！”1960年，毛泽东要宋任穷去东北局担任第一书记，宋感到恢复这个全国重工业基地有困难，毛泽东鼓励他说：“难道比你当年耍蛇还难吗？”

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决定将4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四渡赤水后，国民党想把红军消灭在金沙江畔。为甩开紧追不舍的70个团的敌人，必须渡江北上。当时阴雨连绵，毛泽东对陈赓和宋任穷说：“这几天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为了抢在敌人之前到达渡口，毛泽东、周恩来命令干部团奔袭160里占领渡口。在动员会上，宋任穷说：“这一仗至关重要，关系到红军的安危，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坚决完成任务！”宋任穷率先遣营和后梯队出发，他们伪装成国民党兵，爬山越岭急行军，直扑皎平渡。他们俘获两只木船，一上岸，就以凌厉攻势拿下敌人的哨兵。接着，向右打正规军，向左打保安队。因为红军行动神速，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即被消灭。

为了掩护全军渡江，先遣司令刘伯承命令干部团攻下战略要地通安州。陈赓率两个营为先导，宋任穷率一个营跟进，向通安州强行军。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盘旋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有些路段仅容一人通过，敌人从山头上向红军射击，并推石头往下砸，不断有红军战士牺牲。能征善战的干部团拼死血战，打垮了敌人一个旅，占领了通安州要地。接下来的七天七夜中，近三万人的中央红军，依靠干部团的掩护和他们找到的七条木船渡过了金沙江。当国民党重兵赶到渡口时，看到的只有红军留下的一只烂草鞋。此役为中央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有力保障，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对干部团予以通令嘉奖。

主政云南，团结、剿匪两不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点将宋任穷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当时，毛泽东曾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我这位湖南老乡本事大，文也来得，武也来得，此去云南，必有一番建树。”

当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挥师南下，追击残敌。邓小平在研究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名称时说：“叫西南服务团好，叫服务团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确定由宋任穷兼任西南服务团总团部主任。宋任穷在南京对干部学员进行集训后，于1949年10月1日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警卫部队1000多人，踏上了去云南的千里征程。

◆1949年12月，宋任穷与陈赓率第四兵团入昆明受到云南人民欢迎。右为陈赓，左为宋任穷。

途中，宋任穷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宋任穷连夜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加快行军速度。在龙安与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会合后，宋任穷召开云南省委第一次全会，部署入滇事宜，确定了最初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统一战线，特别要注意团结改造好卢汉及其部属。这天早上，卢汉身着草绿色军用夹克，带领所属文武官员和滇桂黔边纵领导人，到昆明东郊菊花村欢迎宋任穷、陈赓、周保中诸将军。12月20日，昆明各界10余万群众举行欢迎四兵团入城大会。宋任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云南的解放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云南人民和中共云南地方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的长期奋斗，卢汉将军及其部属的起义，才有今天这样的胜利。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胜利，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保卫好祖国的西南边疆，保卫好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宋任穷的讲话赢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云南和平解放，减少了因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也出现了共产党与旧军政人员的团结等问题。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特地指示宋任穷：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对卢汉部属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本着“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原则，宋任穷亲自起草了《进入云南接管工作纲要》，强调了4个问题，其中包括对卢汉的团结改造。卢汉是云南彝族人，起义前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他对新政权的态度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云南的稳定。但由于部分干部对卢汉的成见很深，个别战士与卢汉部官兵的摩擦也时有发生。宋任穷多次对他们讲明政策和大局，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化解了积蓄已久的怨结。

◆1949年12月20日，第四兵团入城式后，宋任穷（左一）和陈赓（左二）会见卢汉。

宋任穷严格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卢汉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并亲自登门拜访，申明团结大义，不计个人恩怨，消除了卢汉的思想顾虑，情绪比较稳定。卢汉1950年3月初电其在港的夫人称：他在昆明一切均好，决定暂留昆明。经与卢汉本人协商并获中央批准，由卢汉出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宋任穷和周保中任副主席，卢汉属下的一部分军政要员安排为委员，每周开两次会，共商云南军政大事。对于云南一批头面人物，如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等，宋任穷都一一拜访，向他们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们合作。

在接管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财政。为此，宋任穷亲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并提出“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紧缩方针。他在百忙中召开各界妇女代表会、农民代表会、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等，动员人民群众努力开展生产，积极缴粮交税，共同渡过难关。仅用了50多天时间，接管云南就大功告成。

云南是一个偏远的省份，我国56个民族中，云南就有26个少数民族。而且贫穷落后，刀耕火种。宋任穷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提出不能沿用汉族地区的土改政策，即先不搞土改，而是把先进的农业技术传进去，改变落后的耕作方法，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少数民族地区瘴气流行，疾病和灾害频发，产生了一些不良习俗。有的少数民族每年要杀一个人，拿人头来祭祀，以保风调雨顺。宋任穷就派人做工作，最后说服他们拿牛头代替了人头。在尊重习俗的同时，又派出大批医疗队调查疫情，挨家治病，很快密切了和各民族的关系。

宋任穷发现，云南大多数宗教界人士是爱国的，但也有少数坏分子蠢蠢欲动。因此，他坚决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尊重信教自由，对宗教界上层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景颇族有个头人拉山，受反动势力“共产党禁止信教”等谣言的蛊惑，打算离开云南到缅甸去。宋任穷闻讯后，亲自登门见拉山，向他宣传我党的宗教政策，劝他不要离开云南。但他仍坚持要走，宋任穷对他说：“信教自由，来去自由，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是欢迎的。”

◆（左起）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1950年于云南合影。

拉山走了以后，宋任穷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宗教政策，规定不没收回民阿訇中地主的土地和房屋，保护缅寺、喇嘛寺、长老、佛爷的寺产，对天主教、耶稣教开展“三自爱国”教育。这些做法对稳定宗教上层人士和信教群众起了积极的作用。过了不久，出走缅甸的头人拉山消除了疑虑，又放心地回来了，并拜见宋任穷。此事在宗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反动势力的谣言不攻自破。

云南匪患十分猖獗，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5月宋任穷主持制定云南省委《关于争取群众，坚决镇压土匪恶霸叛乱的指示》，确定了剿匪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宋任穷与军区司令员陈赓一起召开了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大规模的清剿随即在云南全省展开。部队在深山密林里消灭了一股股企图顽抗的土匪，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电台。经过军民近三年的艰苦战斗，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宋任穷在云南的日子里，不负中央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尽显其军政工作的领导才能，为建设一个安定团结的新云南立下历史性的汗马功劳。1952年7月，宋任穷离开云南赴重庆，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毛遂自荐，魂牵梦绕原子弹

1955年9月，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随后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党中央已作出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宋任穷（左一）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周恩来在一次会后见到宋任穷，对他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很希望自己能够投身于祖国的经济建设，亲手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两天后，他再次见到周恩来，毛遂自荐地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并说明请求调动的原因，“我对穿那一身上将制服不习惯。”周恩来听了，高兴地说：“你能来，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你能出来吗？你那一摊子谁来接？”宋说：“部里还有人。”周恩来说：“那好，但要请示主席。”不久，周恩来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1956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专门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第三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能够肩负如此重担，宋任穷感到无尚光荣，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当时，中国原子能事业一穷二白，一切从零开始。宋任穷上任伊始，主要抓三件事：队伍组建、地质找矿和科研基地建设。

搞原子弹不比打仗，要靠科学，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为此，宋任穷登门拜访了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张劲夫爽快答应将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三机部，并说“邓稼先从美国留学回来，是个能挑重担的人才，也交给你。”在宋任穷的筹划与协调下，很快组织了一支包括邓稼先、钱三强、李四光等顶级科学家在内的科研队伍，地质部、冶金部、建工部、煤炭部等都将相关设计部门及施工单位划拨给三机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原子能科技工业体系。

1957年7月，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进行核技术援助谈判。回来后，毛泽东专门听取宋任穷的汇报，并当着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的面对宋说：“原子弹能不能爆炸，就看你的了！”

随即在青海高原、玉门戈壁、大青山下、黄河之滨摆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主战场。铀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因此，宋任穷把找到铀矿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哪里发现铀矿，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睡木板床，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还亲自拿着伽码仪测量矿点。宋任穷曾回忆说：“当时，我年纪还不大，不到五十岁，不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密林，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知道自己是为建立和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结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1958年正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

◆1959年，（左起）聂荣臻、万毅、李强、宋任穷于莫斯科留影。

1959年6月，苏共中央图谋撕毁协议，中止对中国的援助。利用这段短暂的时间差，宋任穷采取了两个紧急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紧逼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同苏联专家对口学习，千方百计把技术学到手，把资料弄到手。与此同时，宋任穷布置抓紧自己的研究工作。一天，宋任穷去核武器研究所，看到大家劲头很大，就鼓励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一定要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正是有了这些应变的措施，我国原子能事业才没有造成混乱和停顿。

1960年7月，苏联翻脸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宋任穷以政治家的敏锐指示抓紧做工作，利用请专家吃饭、开会欢送、私人接触等机会，大讲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和交情。这些做法立竿见影，不少与中国科技人员有交往的专家，临走前以各种方式把有关的技术资料留了下来。有的在销毁资料时，却把碎片有意留在了地上。从这些碎片中，中国技术人员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对继续进行未完工的工程有很大帮助。当然，苏联专家中也有不友好的，他们不但不留资料，并且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你们只能守着一堆废铜烂铁。”“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针对此，宋任穷发誓说：就是不依靠你们这些老大哥，我们也要自力更生拿下原子弹！可是，当时东北重工业亟待恢复，宋任穷只得执行中央决定，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实在舍不得离开，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他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而且他感觉，“在这样的时刻离去，就像在激战犹酣的关头，被命令撤出战斗一样”。于是宋任穷去找贺龙、聂荣臻、罗荣桓、邓小平，谈自己的想法。邓小平则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

◆1961年，宋任穷在沈阳北陵公社柳条湖大队参加春耕劳动。

在宋任穷的推荐下，刘杰继任二机部（由三机部改）部长。

1960年9月，宋任穷带着几分眷恋和惆怅，告别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原子能事业。临行前，刘杰要为之饯行。宋任穷说：“饭就免了，但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如何要答应，那就是，一有原子弹试验的消息，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1964年10月16日，那个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宋任穷突然接到刘杰打来的电话，告之下午３点钟爆炸。那一天，宋任穷一直都在守候。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全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宋任穷曾主持其起步阶段的工作，饱尝酸甜苦辣，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说：“我在二机部工作过四年多，曾经为此费过一些心思，作过一些努力，当然也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

感同身受，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在宋任穷的革命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事情很多，但尤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晚年曾亲手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使遭受迫害的干部重见天日，并走上工作岗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决定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前，胡耀邦曾与宋任穷谈话说：“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感到很突然，当时他正在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任上。胡耀邦快人快语：“不要犹豫了，中央已经决定，你就赶快来吧。”

在中组部欢迎会上，宋任穷说：“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忠还不如。我这个人能力不那么强，魄力不那么大，四平八稳，有时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有个办法可以弥补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一定不偷懒，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把工作搞好。”

宋任穷一上任，就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首要和紧迫任务。宋任穷认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他反复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要做到善始善终，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百分之八、九十，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就是百分百的没有解决。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地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82年，宋任穷与邓颖超（中）、陆定一（右）在一起。

然而要在短时间内将积累甚多、情况复杂的案件一一澄清，绝非易事。宋任穷请示中央批准后，迅速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是把在干校的同志全部接回北京，这其中就有彭真、张洁清夫妇、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等。其次把仍被关押的同志解脱出来，先分配工作，后作复查结论。再就是责成被审查人原单位进行复查，然后送中组部审理的办法。这样，大大加快了复查平反工作的进度。仅一年多时间，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的就达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刘澜涛、习仲勋、安子文、胡乔木、林枫、谭震林、李立三、王任重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在宋任穷接手的历史老案中，有一些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例如1962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康生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而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被污蔑为“反党分子”，株连者达数千人。对这样一个拖了十几年，在“文革”中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大案，复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宋任穷组织专门队伍，多方取证，硬是在较短时间内写出了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作品。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的审查报告，终于解决了这个久拖未决的难题。

类似《刘志丹》这样以往政治运动中的错案和其他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地被提了出来。宋任穷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平反‘文革’中许多冤假错案有直接联系。这些问题不解决，人心就不齐，气也不顺，必然影响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宋任穷强调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掌握政策。他指出：“凡是搞错的案子，该复查的还是要复查。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件个别解决。”

宋任穷日夜操劳，接待听取许多受迫害干部的申诉和群众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建议，亲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复查结论，多次到北京医院看望和安慰等待平反的老干部，安排好干部的住房、医疗、家属等生活问题。宋任穷主持制定了数十个文件，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政策武器。他依靠全党的力量，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使用，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宋任穷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5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宋任穷，积极响应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与王震联名向党中央提出申请退出第一线。他回顾历史，辛勤笔耕，写成60万字的《宋任穷回忆录》。2005年1月8日，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宋任穷同志在北京逝世，走完96年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