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父母走过的坎坷路程（选载）5

（周纯全 郑竖岩夫妇）

与重要历史人物的过往（五）

朱德对父亲的信任

草地会师以后，朱德和父亲的接触机会比较多，对父亲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了解也比较多些，疏散到广州从化期间，他散步从我们家门口路过，有时候也会让工作人员去叫父亲一起走，我探亲期间曾陪过两次，朱德和父亲（当时行动已不便，坐轮椅）只走路，未交谈，两次都路过一个空军飞行员疗养院，飞行员们都认识朱德，纷纷行军礼，他们也很诧异，那个坐轮椅的人是谁。也正因为朱德对父亲的了解，他至少交待父亲办过两件棘手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平息部队内部骚动。1956 年前后，驻守在中原古都的一个军发生骚动（此处删除91个字）引发部队发生波动的原因是老战士对军委某总部制定的士兵复员文件有意见。据父亲当时的副官刘恩财（转业到地方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党委副书记，现年八十八岁）讲，这个文件参照苏军的作法，规定服役六年以上的士兵不提干就复员，复员费给的很低。（此处删除120字）骚动由军内扩散到社会，河南省委也无法应对，因为这毕是参加过上甘岭战斗的英雄部队。事情报到北京，朱德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此处删除53个字），他找到父亲，要父亲去，父亲说他已不管老部队的事了，建议谢富治去。朱德说这不仅是部队的事，还闹到地方了，坚持让他去，父亲应了下来。

父亲临行前找过杨至成（钟赤兵？）了解一下苏军基层连队的一般情况，工作人员后来传的是，杨部长（钟部长）说苏联士兵复员回老家，集体农庄有的是地，女人也多，部队当然不管那么多了。来到中原古城，省委、部队领导都去迎接，省委安排父亲住在省里的招待所，父亲坚持住在营区，他说我不怕老兵，他们也不敢打我。当晚父亲先去看了大姨和姨夫，让大姨和姨夫又高兴又吃惊，父亲坐得时间不长，只问了问家里的生活情况，但大姨和姨夫都知道父亲此行的目的。据刘恩财讲，父亲住在营区交代他不要锁门，战士来找可以进来，起初有战士从门缝底下塞信，信封上写“周纯全上将收”，后来有战士推门进来，还有的人哭着让父亲看身上的伤疤，刘恩财说你爸爸见的事多了，他不激动也不细问，只了解战士们的一般情况，尔后召开了三个座谈会，一个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座谈会，两个是 1948 年前后入伍老兵的座谈会，会议时间都不长，父亲的表情很严肃，会议结束前作了简短的讲话，主要是对老兵提出一些要求。父亲走后部队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回到北京后父亲向军委提出处理意见，大致是：（一）1946 年以前入伍的班长、副班长授中尉军衔，个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授上尉军衔；（二）1948 年入伍的班长、战士授少尉军衔；（三）授衔后集中学习政策，组织参观；（四）学习参观结束后宣布转业命令，按干部标准发放转业费。在向朱德、彭德怀汇报时，彭希望标准掌握再收紧一些，父亲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上甘岭打的是战场经验，朝鲜战争打的也是战场经验，未做更多的解释。军委很快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建国以来极其罕见的军队内部较大范围的波动结束了(此处删除23个字）。

第二件事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寺庙僧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增多，武汉两座寺庙的僧侣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反映僧人营养条件差，要求提高定量标准，增加黄豆等副食品的供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应该是清楚的，但在全国人民都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把僧侣的特殊性向前提一把，确实要找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有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但朱德却提出让父亲去视察，他说，你在武汉搞过地下工作，社会情况熟悉，父亲没有推辞，那年我因病休学，也跟着到了武汉，印象中去了两座寺庙，其中有归元寺，走进罗汉堂一派阴沉，我有些怕，父亲对随行的人说，庙里有压迫也有寄托。我好奇怪，这不像父亲过去说话的方式，直到父亲去世后老家红安的堂妹周家喜搜集老辈乡亲回忆时，一位远房亲属提到父亲在武汉搞地下工作时曾扮演过算命先生，还在庙里躲过。父亲在两个寺庙都看过伙房，可能去前打过招呼，大和尚是拿着单子和父亲谈话的，父亲认真听，偶尔会问几个问题，据父亲当时的副官王普回忆，父亲临走时跟归元寺的大和尚说，念经先放一放，把庙里和周围无人管种的地种上粮食、蔬菜，吃饭和命要紧。回来后父亲写了视察报告，建议国务院增加佛教僧人的副食品配给标准，允许庙产土地自种收获的粮食自留一部分，后来国务院发了文件，决定提高寺庙僧人的粮油标准。（此处删除883字）

董必武与父亲的交往

董必武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认识父亲的时候父亲才十几岁，董必武的家人一直善待我的爷爷，母亲在开展“忆苦思甜讲家史”活动时说，爷爷是个话少的人，董家发了薪水他就赶紧回家交给奶奶，蹲在墙角抽一袋烟就回去干活了。黄麻起义时父亲是湖北省委的联络员，省委和董必武有关起义的指示和决定都是由父亲传达的。

建国后父亲没有去看过董必武，既使是疏散到广州从化，父母住处离董老的住处很近也没有去过，但董必武对父亲是了解的，帮助的，1957 年反右斗争时母亲被农业部定为右派，一向镇定见过风浪的父亲也慌了，他知道母亲不会做饭，曾对杨至成说，她下放早晚要饿死。他批评母亲：谁让你乱说话。母亲抱怨说，部机关党委搞开门整风，会上没有人发言，会后左叶（农业部部长助理兼机关党委书记）、谢（机关党委副书记）、李（机关党委常委兼人事司司长）找我，指定我在会上发言，我提的意见都是工作方法方面的，不涉及到部党组和机关党委啊！

当时母亲也是农业部机关党委的常委兼组织部长，曾参与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编审工作，毛主席为这本书写了按语，决定印发全党。母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业务上跟得很快，但对部机关的政治气候并不太适应。父亲察觉到母亲是被错误处理划为右派的，他给董必武打电话（董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提出申诉要求，董必武知道父亲一辈子不求人，提出要求甄别一定是有理由的，他先是让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到家里探视三次，代话要父亲稳住神，保重身体，同时指派党内有威信的中央监委常委袁任远到农业部调查反右斗争情况。袁任远在农业部调查复核了近四个月，得出结论是农业部反右斗争存在方向性错误，尤其机关党委和人事司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被定为右派，加上行政降级的超过一半人，正当农业部右派甄别工作将要进行时，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反右倾，农业部的甄别工作受阻，母亲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为十四级的处分，由机关党委调到农业出版社（正司局级单位）任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农业部人事司机关干部处处长方志为母亲鸣不平，她在会上说，如果郑竖岩是右派，农业部机关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右派，就这一句话行政级别由十二级降为十三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平反了反右斗争的冤案，母亲从内心里感激他。当年的农业部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名字记不清了）也被定为右派，恢复工作后（好像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区划所当所长）来看母亲，说农业部机关团委书记打成右派后到青海放羊，过铁道（马路）被火车（汽车）撞死，母亲惋惜地说，这个干部才三十岁（行政十五级），以后可以做很多工作啊。农业部党组后来对母亲等在反右斗争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平反，母亲又找了刘瑞龙和林月琴，要求彻底清除子女档案中有关反右斗争的外调材料，她不想让我们背负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工作和生活。（待续）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鸡鸣书屋）：重磅：父母走过的坎坷路程（选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