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人口
西汉以前，晋中人口数量无据可查。西汉元始二年（2），按现行区划据有关资料估算约有7万户30万人。其中榆次约9600户。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连年战争，人口锐减。东汉永和五年（140）榆次县约有3200户，比西汉元始二年（2）减少66.7%。东汉末年，兵革连年，加上严重的灾荒、瘟疫，人口急骤下降。
隋初，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并注重户籍，令州、县多次核查户口，人口大量增加。隋大业五年（609），榆次县户口达1.37万户，比东汉永和五年（140）增长3.28倍。
唐朝前期，经隋末战乱后，人口有所下降。之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户口逐渐上升。唐开元元年（713），榆次县户口达1.54万户，比隋大业时增长12.4%。唐代后期，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长达50年的混战局面，人口又大幅度下降。
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奖励农耕的政策，并制定措施，鼓励人口增长，加强户口管理，晋中人口又有较大发展。宋天圣九年（1031），榆次县总户数增加到5.2万户，比唐开元元年（713）增长2.38倍，成为清代以前户籍最多的时期。
元代初期，由于经历残酷的统一战争，人口锐减。之后人口呈缓慢发展趋势。
明初，政府采取鼓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等与民生息政策，并建立黄册和里甲制度，清查户口，加强人口管理，户口激增。洪武年间（1368～1398）晋中总人口约39万。其中，洪武二十四年（1391）榆次县总人口7.68万人；辽州(今左权县)1.98万人；乐平(今昔阳)县1.22万人；祁县4.42万人；平遥县6.55万人。到明代中叶公元1500年前后，晋中总人口增至51.3万人。明代后期增速减缓，万历年间（1573～1620）晋中总人口约53.3万人。到明末，由于战争和灾荒不断，人口又呈下降趋势。其中，榆次县万历三十五年（1607）总人口9.6万，崇祯元年（1628）减至7.6万，下降20.8%，与200年前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人口数相当；辽州(今左权县)崇祯十一年（1638）人口降为1.4万，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总人口减少29%。
清代实行鼓励人口生育政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二年（1724）又实行“摊丁入亩”，以田亩税代替人头税，消除了匿报户口的隐患，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口迅速增长。清初，晋中人口约60万，到乾隆年间（1736～1796）人口增至165万，120多年增长了175%，年均增长0.85%。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平遥县咸丰年间（1851～1861）达32.10万人，比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13.29万人增长了141%，年均增长1.01%；介休县嘉庆十八年（1813）总人口达59.54万人，比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37.88万人增长57.18%，年均增长0.97%；灵石县嘉庆二十一年（1816）人口达13.03万人，比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2.02万人，增长了5.45倍，年均增长1.10%。
光绪元年至三年（1875～1877），山西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晋中是受灾最烈的地区之一。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人饥相食，人口锐减。民谣流传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从光绪初年起，榆次县人口由27.6万人，到光绪五年（1879）减至16.5万,减少40.2%；辽州(今左权县)由7.6万到光绪五年减至2.7万，减少64.5%；祁县县城因死人太多，无法埋葬，集中堆在城墙西北角坑内，形成一处“万人坑”；平遥县由30余万，到光绪七年（1881）减至17.7万；介休县仅光绪三年（1875）死人4万余，光绪六年（1880）减至11.4万人。到光绪十年（1884）晋中人口约169.6万，与乾隆年间人数基本相当。
人口锐减的原因除自然灾害外，还因种植和吸食鸦片。自咸丰十一年（1861）征收鸦片厘税，民间种鸦片者日众，一般占耕地的一半以上，且都是水地和好地。因之，鸦片日增，耕地日减，瘾民日多，劳力日少，造成民间无储存之粮，难抵灾荒侵袭。昔阳县进士李用清在《大荒记》中指出：“晋省今日之灾非天灾，人灾也。”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人口继续下降。到宣统三年（1911）晋中人口降至122万人左右，相当于200年前康熙年间人口数。其中，榆次县宣统三年（1911）总人口为15.96万人，不及清初顺治五年(1648)的人口。
民国初到中期，晋中人口缓慢发展。民国元年（1912）为122.04万人，民国19年（1930）发展到138.98万人，18年增长13.88%，年均增长0.73%。之后逐年下降，至民国24年（1935）人口为128.15万人，五年下降7.79%，年均下降1.61%。从民国元年至24年（1912～1935），晋中人口仅增长5.01%，年均增长0.21%。人口由缓慢发展到下降，主要是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频繁，差役过重，人民生活困难等所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中处于战乱之中，境内分为日伪占领区、蒋阎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后为解放区），人口无完整准确记载。抗战初，晋中被日军侵占，由于日军频繁“扫荡”，疯狂杀掳，人口一度下降。之后，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抗灾救灾，人口有一定发展。民国34年（1945），昔阳、和顺、左权、榆社4县解放。民国37年（1948）7月，晋中全境解放，到年底，晋中人口由民国24年（1935）的128.15万人增加到137.36万人，增长7.19%，年均增长0.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稳定，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安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初步改善，促进人口快速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晋中人口为138.14万人。到1958年发展到166.84万人，比1949年增长20.78%，年均增长2.12%。1949年～1958年9年平均出生率为27.03‰，形成建国后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9年平均死亡率12.08‰，自然增长率14.95‰。这一时期为晋中人口发展第一个高峰期，呈高出生、较高死亡、高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特征。
1959年～1961年，由于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1959年，晋中人口169.10万人，1961年为171.57万人，比1959年增长2.84%，年均增长仅0.94%。年平均出生率22.71‰，较上一时期减少4.32个千分点。年均死亡率14.91‰，比上一时期高出近3个千分点。年均自然增长率7.79‰，仅为上一时期年均自然增长率的一半。呈现低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特征。
1962年起，全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强劲的补偿性生育。1962年晋中总人口为176.41万人，到1972年猛增到230.64万人，增长34.43%，年均增长2.73%。虽然1964年响应国务院号召，专署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生育工作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形成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11年间年均出生率为33.54‰，较上一时期增加了10.8个千分点。死亡人口逐渐减少，11年间平均死亡率为9.45‰，较上一时期减少5.46个千分点。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4.08‰，比上一时期增加16.29个千分点。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晋中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高于同期全省、全国的发展水平，呈现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1973年6月26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转发省计划生育领导组《关于当前我省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提出：“大力提倡每对夫妇一生中不超过两个孩子，每胎间隔要长。”同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工作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要求。随着这些文件精神的落实，晋中人口再生产的过快势头得到有效控制。1973年总人口为234.76万人，到1990年为283.32万人，18年增长22.84%，年均增长1.15%；18年间年均出生率为19.05‰，平均死亡率为6.61‰，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44‰，比上一时期降低近一半。在计划生育控制下，初步形成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1991年后，经过多年连续不断地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及计划生育政策，人民群众的生育观念不断转变更新，特别是城市居民和大部分农村居民自觉地晚婚晚育、节制生育，“一胎化”的人群越来越多，人口增长在上期低速增长的基础上增幅继续下降。1991年，晋中总人口286.18万人，2005年达306.63万人。15年增长8.23%，年均增长0.53%，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晋中人口增长最低的时期。1991年～2005年年均出生率12.99‰，年均死亡率6.39‰，年均自然增长率6.60‰，均为1949年～2005年56年中最低时期。晋中人口发展步入了计划控制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稳定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