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晋中

人口分布

地域分布

晋中依自然地貌形势，大体分为东部山区（包括榆社、左权、和顺、昔阳、寿阳5个县，称东山五县）和西部平川（榆次、介休、太谷、祁县、平遥、灵石6个区市县，称为平川六县）两部分。东部山区山高沟深，环境较差，经济、交通相对落后，人口较为稀少；西部平川土肥地平，交通便利，经济相对发达，人口较为稠密。人口按地域分布的总体特征为山区少、平川多，山区稀疏、平川稠密。

民国10年（1921），晋中总人口为135.07万人，人口密度为82人/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平川为84.70万人，占总人口的62.71%，人口密度为132人/平方公里；东部山区为50.37万人，占总人口的37.29%，人口密度为50人/平方公里；西部平川比东部山区多34.33万人。到民国37年（1948）晋中总人口为137.36万人，人口密度为84人/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平川83.40万人，占总人口的60.72%，人口密度为130人/平方公里；东部山区53.96万人，占总人口的39.28%，人口密度为54人/平方公里；西部平川比东部山区多29.44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晋中总人口为138.14万人，人口密度为84人/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平川83.66万人，占总人口的60.56%，人口密度为130人/平方公里；东部山区54.48万人，占总人口的39.44%，人口密度为55人/平方公里。西部平川比东部山区多29.18万人。此后，随着西部平川地区经济的发展，工矿企业的增加，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2005年，晋中总人口306.63万人（公安年报数），人口密度为187人/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平川为219.04万人，比1949年增长161.82%，占总人口的71.43%，所占比重比1949年增加10.87个百分点，人口密度为341人/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比1949年增加211人。东部山区受地域限制，人口增殖相对缓慢。2005年有87.60万人，比1949年增长60.79%，占总人口的28.57%，比1949年下降10.87个百分点，人口密度为88人/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比1949年增加33人。西部平川比东部山区多131.44万人。

晋中人口密度，民国时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逐步降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差距逐渐加大。1952年，晋中人口密度为92人/平方公里，全省平均为89人/平方公里，晋中每平方公里比全省多3人。1965年，晋中为116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少4人，1980年为156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少2人，1995年为179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少19人，2005年为187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少28人。

县（区、市）分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受经济、交通、资源的影响，人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总体上每个县区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49年到2005年，榆次由于一直为专署、行署和市政府所在地，增长最快，2005年比1949年增长2.43倍，其后依次为灵石县增长1.86倍、介休市增长1.80倍、太谷县增长1.61倍、祁县增长1.42倍，增长较慢的县依次为平遥99.71%、榆社94.58%，昔阳76.30%，左权72.00%，和顺61.89%，寿阳27.23%。各县区市所占总人口比重随着时间推移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人口比重最大县为平遥县，占总人口的17.60%，其次为寿阳县占11.99%，第三为榆次占11.51%。比重最小的县榆社占全区总人口的5.07%。到2005年，榆次区人口比重上升为第一位，占全市总人口的17.76%，平遥降为第二，占15.83%，介休市上升为第三，占12.32%。榆社、左权、和顺、昔阳、寿阳所占比重较1949年均有下降。比重最小的县和顺占4.42%。从县区市人口密度看，1949年人口密度最大的是平遥县，为193人/平方公里，其次为介休县178人/平方公里，第三为祁县126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和顺县，和顺县土地面积2250平方公里，居全市第一位，人口密度仅为36人/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密度最大的为介休市，为499人/平方公里，榆次区为415人/平方公里，由1949年的第四位升为第二位，平遥县385人/平方公里，由1949年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人口密度最稀少的仍为和顺县，为60人/平方公里，仅为全市187人/平方公里的32.09%，是介休市的12.02%。

城乡分布

1949年，全区城镇人口14.74万人，占总人口的10.67%，乡村人口123.40万人，占总人口89.33%。随着经济的发展，工矿企业的增加，城镇人口增长较快。1960年，晋中城镇人口30.92万人，占总人口18.07%，乡村人口140.16万人，占总人口81.93%。此后，经历了1962年精简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和1964年调整市镇建置，到1964年，晋中城镇人口下降为23.56万人，占总人口12.76%，比1960年减少7.36万人，占比重下降了5.31个百分点；乡村人口161.14万人，占总人口87.24%。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镇人口占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城镇人口48.64万人，占总人口18.56%，乡村人口213.37万人，占总人口81.44%。2000年，城镇人口97.53万，占总人口32.33%，乡村人口204.13万，占总人口67.67%。2005年城镇人口121.58万（抽样调查数），占总人口39.47%，乡村人口186.46万，占总人口60.53%。2005年比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24.05万人，增长24.66%，年均增长4.51%，乡村人口减少17.67万人，下降8.66%，年递减1.79%。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晋中农业户人口比重很高，非农业户人口比重较低。1949年农业人口为125.35万人，占总人口的90.7%，非农业人口为12.79万人，占总人口的9.3%。随着城市建设和工矿企业的迅速发展，非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到1959年，农业人口为140.34万人，比1949年增长11.96%，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为83.0%，下降了7.7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为28.76万人，比1949年增长124.86%，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为17.0%。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精减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晋中农业人口增长为156.5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1年的85.3%上升为88.7%；非农业人口19.91万人，占比重由1961年的14.7%降为11.3%。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农业人口占比重基本稳定在88%～85%，非农业人口则基本稳定在12%～15%。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晋中非农业户人口又有较快增长，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增加。1980年，农业人口215.77万人，占总人口84.3%，非农业人口40.17万人，占总人口15.7%。2000年，农业人口为229.70万人，比1980年增长6.46%，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为76.0%，比1980年下降了8.3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达72.58万人，比1980年增长80.7%，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24.0%。2005年，农业人口224.05万人，占总人口73.1%，非农业人口82.58万人，占总人口26.9%。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县依次为昔阳86.1%，平遥85.6%，榆社83.2%；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县区市依次为榆次区51.5%，灵石县36.8%，介休市27.7%，三县区市的非农业人口数量也最多，占到全市非农业人口的57.2%。

人口变动

自然变动

民国时期，由于天灾人祸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晋中人口出生率较低，死亡率较高，自然增长率很低，有的年份甚至为负增长。民国8年（1919），晋中出生人口1.62万人，出生率12.58‰，死亡人口1.89万人，死亡率14.75‰，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2787人，自然增长率为－2.17‰。民国12年（1923）出生人口1.91万人，出生率14.20‰，死亡1.86万人，死亡率13.84‰，自然增长率0.36‰。民国23年（1934），出生人口1.32万人，出生率10.12‰，死亡1.21万人，死亡率9.25‰，自然增长率0.8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初步改善。全区出生人口、出生率不断上升。1949年人口出生率为22.82‰，1958年为29.48‰，比1949年上升6.66个千分点。9年间年均出生人口4.26万人，年均出生率27.03‰，成为建国后人口出生的第一个高峰期。期间出生人口最高年1957年为49134人，出生率最高年1954年为31.26‰。由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人口身体素质提高缓慢，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尚不能有效控制。1949年，人口死亡率为12.16‰，1958年为13.48‰，比1949年上升了1.32个千分点。9年间年均死亡人口1.87万人，年均死亡率12.08‰。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最高年均为1958年，分别是22247人、13.48‰。1949年～1958年，人口出生率的较快上升，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稳定上升态势。1949年，自然增长率为10.66‰，1958年为16.00‰，比1949年上升5.34个千分点。9年间年均自然增长2.38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14.95‰。人口自然增长最高年为1957年，增加29482人，自然增长率为18.15‰。

1959年～1961年，全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晋中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粮食和副食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出生人口减少，死亡率骤然上升，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3年间年均出生人口3.87万人，年均出生率22.71‰，其中1961年出生人口32684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三个低出生人口年度；3年年均死亡人口2.54万人，年均死亡率14.91‰，是死亡率最高的三个年度。其中1960年死亡人口28344人，死亡率16.66‰，为历史最高年。这三年年均自然增长1.33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7.79‰。其中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8353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唯一人口自然增长在万人以下的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88‰。

1962年起，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人口出生出现强劲的补偿性恢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晋中人口发展失去控制，人口出生持续高涨。1962年～1972年，晋中连续11年年均出生人口6.73万人，年均出生率33.54‰。其中1963年出生70615人,出生率39.54‰,为历史最高年。死亡人口数、死亡率在波动中逐渐下降。年均死亡人数1.92万人，年均死亡率9.45‰。其中1964年死亡人数24898人。同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也呈持续高速增长状态。年均自然增长4.81万人，比上一时期的1.33万人增长了2.6倍。连续11年自然增长在4万人以上，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2005年56年中人口自然增长在4万人以上的15个年度的73%。其中1969年自然增长52703人,为历史最高年。这一时期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4.08‰,11年度均在21‰以上，为56年中自然增长率最高时期。其中1963年自然增长率达28.20‰，为56年中最高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晋中人口自然增长最高峰时期。

1973年～1990年，由于坚持不懈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晋中人口再生产的过快势头得到有效控制。18年中年均出生人口4.95万人，年均出生率19.05‰。1973年出生人口66565人，出生率28.60‰，为这一时期最高年。之后，出生人口不断下降。到1989年出生人口为45177人，比1973年少生21388人，下降32.13%。出生率为16.34‰，比1973年下降了12.26个千分点。这一时期，死亡人口、死亡率处于长期稳定略有下降时期。18年年均死亡1.72万人，年均死亡率6.61‰。其中1973年死亡19509人，死亡率8.38‰，为这一时期最高年。1989年死亡人数16073人，死亡率5.81‰，分别比1973年下降17.61%，减少2.57个千分点，为这一时期最低年，死亡人数也为56年中最低年。同时，人口自然增长呈逐渐下降趋势，年均自然增长3.23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12.44‰。其中1974年自然增长48364人，自然增长率为20.43‰，为这一时期最高年。之后逐渐下降。1989年自然增长29104人，自然增长率为10.53‰，分别比1973年下降38.15%，减少9.69个千分点。

1991年～2005年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时期。15年中年均出生3.86万人，年均出生率12.99‰。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6年中出生率最低时期。56年中人口出生率在15‰以下的13个年度均在这一时期。其中2003年出生32326人，出生率10.61‰，为56年中最低年。这一时期，年均死亡1.90万人，略高于上一个时期；年均死亡率6.39‰，为56年中最低时期。其中1999年人口死亡率5.63‰，为56年中最低年。这15年中，年均自然增长1.96万人，自然增长率6.60‰，分别比上一时期下降39.32%和减少5.84个千分点，均为56年中最低时期。2001年～2005年连续5年自然增长率降为4‰，为56年中最低年度。

迁移变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晋中人口迁入大于迁出。年迁出、迁入量一般在3万～6万人。其中1963年～1972年10年中8个年度迁入大于迁出。10年净迁入6.65万人，年均净迁入6647人。其中净迁入人口最多的为1971年，净迁入3.14万人，其次为1972年，净迁入1.35万人。迁入多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初期经济条件相对改善，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较快，有外地迁入本地企业的随迁职工、家属，有外地投亲靠友迁来落户的，还有工矿区新招工的外地农民；迁出的人口主要为应征入伍、工作调动、上学、结婚等人员。1951年～1953年，在榆次新建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厂，从上海、天津、沈阳、青岛、广州迁来职工1000余人。1960年6月，上海林森针织厂、裕纶针织厂迁入平遥县成为平遥第一、第二针织厂，随迁职工540人。1965年，榆次县北关村由8省118县迁来341户710人。1971年修建太（原）焦（作）铁路，铁道部第三工程局迁入榆社县5472人。同年榆次净迁入1.91万人，主要是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入驻人口。

1973年～1989年，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年迁出迁入量均在4万～8万多人。17个年度有13个年度迁出大于迁入，4个年度迁入略大于迁出。17年净迁出6.87万人，年均迁出4039人。迁出人口以学生上学最多，外出经商务工人员次之。迁入人口比较分散，一般为工作调动、结婚等人员。其中，1981年迁入迁出人口均在8万人以上，为这一时期最高年。1986年迁入人口5.18万，迁出人口6.99万，迁出大于迁入1.81万人，为17年中净迁出最多的一年。人口较多的集中迁入有1983年、1984年铁道部第十七局迁入平遥县2.18万人，迁入榆次市2070人。

1990年～2005年，迁出人口仍大于迁入人口。年迁出迁入量一般在4万～7万人。16个年度有11年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5年迁入大于迁出。90年代初迁入略大于迁出。从1994年起，迁出大于迁入。16个年度净迁出4.71万人，年均净迁出2942人。迁入迁出主要为经商、务工人员。其中,2002年迁入迁出均在13万人以上，为这一时期迁入迁出量最多的一年。2005年迁入本市3.56万人，迁入率为11.61‰，其中省内其他市迁入约3万人，省外迁入5585人。迁出4.73万人，迁出率为15.43‰，其中迁往省内其他市3.65万人，迁往外省1.08万人。迁入迁出相抵，净迁出1.17万人，净迁移率为－3.82‰。

流动人口

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策放宽，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自谋职业，晋中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和外地来晋中的流动人口逐渐增多。1985年，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公安基层派出所始设置专职暂住人口管理员。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地区间相互联系的密切，人口流动越加频繁。晋中外来人口以经商、务工、上学和服务人员为主，主要集中在榆次市城郊和各个县城，以浙江、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居多，特别是浙江温州从事服装销售、缝纫和美容美发业的几乎遍及各个县城。1991年，省政府颁发《山西省暂住人口管理办法》，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全区公安机关对暂住人口采取分类指导，分层管理的办法。集体组织的暂住人口由用工单位负责管理，派出所加强督促检查；租房居住的个体商贩，由房主、治保会、派出所三方联合管理；居住在居民家中的零星人员，主要由派出所管段民警管理；暂住在宾馆、旅店等人员，由经营单位自行管理。1996年，晋中地区综合治理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在全区实行“统一领导，健全机构，统一发证，统一办公，统一管理”。

1998年起，公安机关对外来暂住人口进行登记，并发放暂住证。至11月1日，全区登记暂住人口3.12万人，其中，来自省内其它市县9700人，占暂住人口的31．04%，省外2.15万人，占68．96%。暂住人口中，务工人员最多，为2.42万人，占总数的77.30%，其余以经商、服务等人员为主。1999年11月1日登记暂住人口2.84万人，其中省内9697人，占34.17%，省外1.87万人，占65.83%；仍以务工人员为最，有2.11万人，占74.31%。2000年后改为每年6月30日统计填报。据统计，到2000年6月底，全区登记暂住人口为2.99万人，其中省内7224人，占30.87%，省外2.07万人，占69.13%。务工人员所占比例有所下降，有2.09万人，占69.13%；经商、服务人员有所增加，分别为经商3825人，服务2697人，共占21.77%。2001年外来暂住人口突破3万，达30047人，其中省内10915人，占36.33%，省外19131人，占63.67%；务工人员比例上升为73.67%，有2.21万人。同年，公安机关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市、县两级公安局均设立暂住人口管理办公室。2002年6月底，全市登记暂住人口2.84万人，其中省内9500人，占33.44%，省外18901人，占66.54%，港澳台5人。务工人员比例占80.1%，为22754人。2003年，全市暂住人口比2002年增加8013人，达到3.64万人，其中省内1.11万人，占30.46%，省外2.53万人，占69.52%。务工人员比例有所下降，占 66.46%，为2.42万人。

2004年，随着晋中经济的发展，基本建设速度的加快和开放步伐的加大，外来人员急剧增加。全年暂住人口登记为5.26万人，比2003年增长44.47%，其中省内16844人，占32.01%，省外35766人，占67.98%。暂住人口中仍以务工人员为主，达3.90万人，占74.11%，从事职业主要为建筑和采煤业；其次为因公出差2916人，经商2513人，服务2326人，借读培训1563人，四类人员共占17.71%。外省人员多来自河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主要集中在榆次、介休、灵石等县区市城区和经济较发达的乡镇。到2005年6月30日，全市暂住人口登记为4.92万人，其中务工人员占76.3%，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人员占16.94%。

性别　年龄　民族

性别构成

民国时期,由于沿袭中国历史上重男轻女的传统，境内溺女之风盛行。据《晋政辑要》记载：“溺女一事，竟狃于故习，而不能渝除，往往初生一女，犹冀其存留，连两胎，不肯容其长大，甫离母腹，即坐冤盆，未试啼声，已登鬼录。”造成男性大大超过女性，性别比例失调。民国元年至24年（1912～1935），晋中总人口性别比（女＝100）均在130以上，其中民国18年（1929）达143.7。（按国际通用标准，人口性别比平衡区为96～106之间，即100个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小于96或大于106即出现比例失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抗日（解放区）民主政府倡导男女平等，革除封建陋习，溺女之风得到控制，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民国37年（1948），晋中总人口性别比为116.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逐渐破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子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晋中总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男女比例趋向平衡，但性别比仍然偏高，且县市之间差别较大，有些县性别比仍处于失调状况。1949年，全区总人口性别比为115.24，高于全省111.82的平均水平。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性别比降为114.19。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性别比为112.10。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性别比降为107.04，略低于全省108.5的平均水平，高于全国105.45的平均水平。性别比最高为寿阳县，达114.48；最低为平遥县102.93。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晋中总人口性别比为107.71，低于全省108.39的平均水平。最低仍为平遥县103.57，最高寿阳县为115.15。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性别比为108.70，比上两次普查有所回升。最高灵石县达115.83，最低介休市为104.58。

新生儿性别比5次人口普查结果分别为1953年为107.44、1964年为103.89、1982年为107.35、1990年为110.14、2000年为116.05。2000年晋中高于全省107.28的平均水平。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起，新生儿性别比呈不断上升趋势。

年龄构成

年龄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5次人口普查各年龄分组情况，1953年每5岁一个年龄组从低龄到高龄占总人口比重呈逐渐下降趋势，所占比重最高的为0～4岁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4.87%，其它年龄组所占比重均在10%以下。1964年各年龄组从低龄到高龄所占比重也为逐渐下降趋势，所占比重在10%以上的有3个年龄组，分别为0～4岁占14.91%，5～9岁占13.42%，10～14岁占12.05%。占比重最大的仍为0～4岁组，且比1953年所占比重还高。1982年，从低龄组到高龄组所占比重为先上升，10～14岁后再逐渐下降。有3个年龄组所占比重在10%以上，分别为5～9岁占11.89%，10～14岁占13.13%，15～19岁占12.11%。占比重最大的为10～14岁人口。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0～4岁人口占比重降至9.53%，比1964年下降5.38个百分点。1990年从低龄组到高龄组所占比重为先下降，到15～19岁组占比重陡然升高，然后逐渐下降。有2个年龄组所占比重在10%以上，为15～19岁占11.19%，20～24岁占10.50%，0～4岁人口占比重比1982年略有回升，原因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进入生育期。2000年从低龄组到高龄组所占比重在0～34岁7个组呈上升、下降、再上升波浪式变化，35～39岁以后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各年龄组所占比重均在10%以下，0～4岁人口占比重降为5.95%，比1990年下降3.83个百分点。占比重最大的为30～34岁人口，占总人口9.91%。

根据5次人口普查按特种要求进行年龄分组人口的变化，呈下降趋势或波浪式下降的有9个组。婴儿组（0岁）占总人口比重1964年最高为3.93%，2000年降为1.07%；幼儿组（1～3岁）1953年占比重最高为9.33%，2000年降为3.53%；学龄前儿童组（4～6岁）1964年占比重最高为7.88%，2000年降为4.42%；小学学龄组（7～12岁）1964年占比重最高为15.72%，1990年降至10.43%，为最低，2000年略有回升为10.89%；初中学龄组（13～15岁），1982年占比重最高为7.35%，2000年降至5.50%；高中学龄组（16～18岁）1982年占比重最高为7.28%，2000年降为4.76%；义务兵役组（男16～25岁）1990年占比重最高为11.05%，2000年降至7.69%；法定婚龄起点组（男22岁，女20岁）1990年占比重最高为2.13%，2000年降至1.26%；少年儿童组（0～14岁）1964年占比重最高，为40.38%，1982年、1990年逐次降低，2000年又降为23.68%。按特种要求年龄分组人口呈上升趋势的有3个组。劳动年龄组（男16～59岁，女16～54岁）1953年占总人口53.34%，1964年降低为48.40%，1982年、1990年逐次升高，2000年占到总人口62.47%；育龄妇女组（15～49岁）1953年占总人口23.35%，1964年降低为20.48%，1982年、1990年逐次升高，2000年占到总人口的27.70%；老年人口组（65岁以上）1953年占总人口5.64 %，1964年降为5.21%，1982年、1990年逐次升高，2000年占到总人口的7.09%。从老年人口绝对数看，2000年为21.40万人，比1953年的8.55万人增长了1.50倍。

构成类型 根据国际通用办法，以少年儿童系数（0～14岁）、老年人口系数（65岁以上）、老少比（老年占少年）、年龄中位数4项指标，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年老型3种类型。根据晋中5次人口普查资料，1953年，14岁以下儿童51.08万人，占总人口33.73%，65岁以上老年人口8.55万人，占总人口5.64%，老少比为16.73%，年龄中位数24.48岁。对照国际标准为成年型人口年龄类型。1964年，14岁以下儿童为74.14万人，占总人口40.38%，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9.57万人，占总人口5.21%，老少比为12.91%，年龄中位数为20.42岁。按照国际标准，4项指标中2项属年轻型，2项稍跨入成年型，为年轻向成年过渡型。1982年，14岁以下儿童为89.51万人，占总人口34.55%，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4.04万人，占总人口5.42%，老少比为15.69%，年龄中位数21.35岁，4项指标刚达成年型标准，为年轻的成年型人口年龄类型。1990年，14岁以下儿童为78.60万人，占总人口27.66%，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6.28万人，占总人口5.73%，老少比为20.72%，年龄中位数24.30岁，4项指标中3项达成年型标准，1项达年老型标准，仍属成年型人口年龄类型，但正向年老型过渡。2000年，14岁以下儿童为71.43万人，占总人口23.68%，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1.40万人，占总人口7.09%，老少比为29.96%，年龄中位数为30.89岁。4项指标中1项接近年老型，3项已达年老型标准，成为年老型人口年龄类型。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少儿系数下降3.98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系数上升1.36个百分点，老少比上升9.24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提高6.59岁，四项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变化，其中进入年老型人口年龄类型的主要原因是少年儿童的大幅度减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晋中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年均出生率由60年代的33.50‰，70年代降到23.42‰，80年代又降到17.15‰，90年代再降至13.99‰，2000年普查时已降为10.91‰。出生率下降导致少年儿童逐渐减少，加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寿命延长，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人口迅速向老龄化演变。

民族构成

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区少数民族有6个，547人，占总人口0.04%；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增加到12个，1322人，占总人口的0.07%。1982年人口普查时有少数民族19个，2513人，占总人口0.10%；1990年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又增至24个，3330人，占总人口0.12%。2000年人口普查时，全市汉族人口301.17万人，占总人口的99.84%；少数民族有40个，4842人，占总人口0.16%。少数民族中300人以上的民族有回族2067人、满族704人、蒙古族469人、土家族408人、彝族336人、苗族314人。6个少数民族共有4298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88.76%，其他34个少数民族共有544人，占11.24%，其中多者92人，少者1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民族团结政策的实施及国家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较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晋中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使晋中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2000年人口普查的少数民族数与1982年相比增加21个，人口增加2329人，增长92.68%。其中人口较多的蒙古族2000年比1982年增长近3.5倍，回族增长11.07%，满族增长61.84%，苗族增长44倍，彝族增长55倍，土家族增长33倍。

晋中少数民族分布广泛，遍布于11个县区市，与汉族交错杂居。但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交通较为便利的西部平川一带。2000年，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6县区市有少数民族4266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88.10%；其中榆次区有2531人，占52.27%，其他依次为灵石县519人，占10.72%，太谷县385人，占7.95%，介休市377人，占7.79%，平遥县363人，占7.50%，祁县91人，占1.88%;东山5县有少数民族576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11.90%，依次为寿阳县236人，占4.87%，左权县198人，占4.09%，昔阳县71人，占1.47%，和顺县44人，占0.91%，榆社县27人，占0.56%。

回族是晋中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2000年为2067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42.69%。主要集中在榆次区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区市，以经营商业、餐饮业为主。榆次区有回族1704人，占全市回族人数的82.44%。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不多，一般因遭灾逃荒或工作调动、婚姻关系迁入本市。

文化　行业　职业

文化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很低，人口中文盲居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人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64年，晋中有文化程度（小学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1.08%，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为34.96%，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280人，高中文化程度890人，初中文化程度4400人，小学文化程度3.55万人。1982年，有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68.34%，文盲半文盲比重下降到17.82%。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488人，高中文化程度6891人，初中文化程度21540人，小学文化程度39420人。1990年，有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5.09%，文盲比重为11.62%。2000年，晋中有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5.20%，文盲比重只占5.14%。各种文化程度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由1990年的3.08万人增加到8.72万人，增长了183.2%；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由1990年24.53万人增加到34.04万人，增长了38.77%；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1990年86.59万人增加到122.59万人，增长了41.58%。2000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2892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11285人，初中文化程度40639人，小学文化程度30382人。

2000年，晋中市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92.09%，其中男性占6岁及6岁以上男性人口的94.35%，女性占6岁及6岁以上女性人口的89.64%。在各类文化程度中，除中专外，男性占比重均大于女性；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女性为4.77万人，占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的52.27%，占女性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3.97%，男性为4.36万人，占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的47.73%，占男性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3.18%，女性从绝对数、占比重都超过男性。

2000年，各县区市6岁以上人口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前三位的依次为灵石县93.57%、榆次区93.10%、左权县92.78%；榆社县最低为87.75%。

2000年，晋中市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89%，低于全省3.42%，全国3.54%的水平；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11.28%，低于全省11.59%的水平，高于全国11.13%的水平；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40.64%，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而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 30.38%，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有文化程度人口（小学及以上）占总人口比重为85.20%，低于全省85.71%的水平，高于全国84.20%的水平。文盲率（15岁及以上人口）全市为6.73%，高于全省5.68%的水平，低于全国9.08%的水平。

行业职业

自古以来，晋中是农业及林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历史上从事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者最多，其次为商业，第三为工业。商业以明清两代最为发达，人数也较其他地区多；工业早期多为商业兼营作坊的手工业，民国前期新型工业兴起。但历史上居民所操行业无全面资料记载。

据1993年版《太谷县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太谷商业、工业从业人员情况：“清代乾隆晚期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是太谷商业鼎盛时期，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太谷重修大观楼捐银碑》记载，当时太谷捐银之商号即有600余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全县从商者有2094户，从业人员8631人，资金526.57万元。” “民国二十五年（1936）太谷的工业、手工业作坊共19种行业127家，职工1636人，资本37.54万元。” “民国二十五年（1936）太谷县总人口约为11.15万人，据此推算，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7.74%，工业手工业占1.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晋中在业人口的行业构成分为3大产业，16类行业。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的行业人口占全区在业人口比重为71.81%。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64.53%；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第一产业的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晋中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并未改变。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91.64万人，占全市在业人员的57.29%，仍居首位。

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迅速崛起。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轻工业纺织业为主，产业人口以纺织职工居多。进入80年代，工业支柱产业形成采掘业、制造业、纺织业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结构形式，产业队伍逐渐壮大，从业人口逐年上升。1982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在业人员的16.84%，1990年占19.92%，2000年占21.57%，从业人员达34.5万人。其中，从事制造业的21.9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13.71%，采掘业6.92万人，占4.32%，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7万人，占0.73%，建筑业4.50万人，占2.8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发展速度缓慢。

第三产业（除一、二产业外其它各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新的行业类型不断涌现，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业人员日益增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从事第三产业人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11.3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占15.55%，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占21.14%，从业人员33.8万人。其中各行业从业人员依次为,一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103114人，占在业人口6.45%；二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62497人，占3.91%；三是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2376人，占3.27%；四是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50525人，占3.16%；五是社会服务业27007人，占1.69%；六是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20343人，占1.27%；七是金融保险业11496人，占0.72%；八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3892人，占0.24%；九是其他行业2659人，占0.17%；十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2538人，占0.16%；十一是房地产业1567人，占0.10%。第三产业中从业人口增长较快的是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占在业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0.68%提高到2000年的1.79%。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在业人口职业构成共分7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员2.94万人；专业技术人员10.84万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16万人；商业服务人员14.81万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91.93万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33.23万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353人。

婚 姻

婚 龄

清末民国时期，境内普遍存在早婚现象，男女15岁以下结婚者居多。受经济条件制约，贫富家庭又不相同，差距较大。富家子弟早婚尤盛，男到13岁、14岁即聘娶比自己稍大的女子为媳，称“小丈夫大媳妇”，以期早生育、早得子，繁衍人丁，多子多福。贫困家庭男子结婚年龄偏大，平川地区一般在20岁左右，东部山区一般在30岁左右。有的甚至无力娶妻，孤独一生。贫困家庭女子因家庭无力抚养，大多在十几岁即出嫁。平遥县流传有“十三（岁）留头十四 (岁)嫁，十五(岁)过来抱娃娃”的说法。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法定结婚年龄为男20周岁、女18周岁，境内早婚现象逐渐消除。1965年，提倡晚婚晚育，要求男以25岁、女以23岁结婚为宜。晚婚晚育者开始增多。1980年，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结婚年龄改为男22周岁以上，女20周岁以上。凡登记结婚者均符合法定年龄。但在一些较偏僻的山区农村，也存在少数不达法定结婚年龄的“事实婚姻”。

婚 圈

清代以前，境内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尤其受封建传统礼制“男女授受不亲”的约束，男女交往机会极少，通婚范围狭小，基本上限定在本县范围之内。农村婚圈更小，一般以方圆十里、邻村上下为限，有的甚至仅限本村，民间流传有“好女不出村”之说。民国时期，随着正太、同蒲铁路的开通，公路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婚圈逐步向外县、外省扩展，且人数不断增加，晋中人与邻省河北人等通婚者已不鲜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晋中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日益频繁，不少人因工作调动、毕业分配等原因到全国各地工作，婚圈范围逐步扩大，与外地通婚者日渐增多。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不同地域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人员流动更加密集，晋中人到外地，外地人来晋中工作、学习、经商、打工者大量增加，婚圈越来越大。农村女子冲破“好女不出村”的观念，纷纷嫁往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同时，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晋中人到外国或外国人来晋中的务工人员不断增加，涉外婚姻开始出现。2003年7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按规定涉及香港、澳门、台湾省的婚姻登记由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到2005年，全市共办理3例，其中本籍男1人，女2人。

婚姻形式

明清时期，境内婚姻承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形式，联姻讲究门当户对，身价彩礼，形同金钱买卖。联姻形式有：父母包办婚、近亲婚（表兄妹结成夫妻）、童养媳（幼年起，女方即到男方家生活，成为男方的媳妇）、招女婿（男方“倒插门”到无男儿的女方家）、换亲婚（贫困家庭男女双方兄妹和姐弟交换成婚）、指腹婚（男女尚未出生，即由双方父母定下终身，长大后结为夫妻）、娃娃亲（男女幼年即由双方父母定为夫妻）、纳妾、冲喜婚（男方父或母生病，即以给儿子娶媳妇来求得消灾避晦）、冥婚（未婚先亡或配偶死亡后，寻异性尸骨葬于一处，结成“骨头亲”）等。联姻双方的经济条件与身份地位既要匹配，还要看生辰属相。相配者结成夫妻，相克相犯者，习惯上不允许结合。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男子可以纳妾，娶三房四室，可以休妻，可以再娶；女子则提倡“从一而终”，保守贞节，即使丈夫早亡，也不准改嫁；否则，视为“不贤”之举。五四运动后，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父母包办、纳妾、童养媳、换亲等封建联姻形式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主政府支持广大青年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新的婚姻观念初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婚姻、童养媳、换亲、指腹婚、纳妾等封建联姻形式，实行婚姻自主和一夫一妻制。此后，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渐成风尚。1980年起，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施，境内杜绝近亲婚，提倡晚婚。进入20世纪90年代，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成为多数青年的自觉行为。

家 庭

清及清代以前，境内居民以同宗族在一起居住者较多，历史上一直沿袭“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传统习俗，后辈成人后分家立户被认为不孝，因此，人口众多的家庭较为普遍，并形成许多大户。晋中平川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较好，人口发展快，家庭成员多于东部山区。据明《永乐大典·太原府》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祁县5746户4.42万人。以此计算户均7.7人。嘉靖四十年（1516）户均8.97人，万历十年（1582）户均11.1人。明嘉靖《乐平县志》（今昔阳）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户均7.93人，成化八年（1472）户均7.3人，正德九年（1514）户均6.86人，嘉靖二十二年（1543）户均5.59人。清乾隆《乐平县志》记载：五十年（1785）户均4.35人。清光绪十年（1884），晋中户均6.17人。民国时期，革故鼎新，以人口多为荣耀的传统观念有所淡化，加之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人口减少，而以人口少的家庭更易于躲避灾祸，家庭成员逐渐减少。民国6年（1917），晋中户均4.89人，民国14年（1925）户均4.77人，民国24年（1935）户均4.94人，民国30年（1941）户均4.42人，民国34年（1945）户均4.1人，民国37年（1948）解放时户均3.86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世同堂大家庭式的结构逐渐分化为以两代为主的小家庭，晚辈成家后自然分门立户，家庭规模趋于缩小。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每户平均为3.7人。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户均达到3.8人，比1953年略有增加。1965年～1982年期间，晋中人口再生产出现强劲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又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计划生育失控，全区形成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户均规模为4.1人，比1964年增长7.8%。1982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人口出生率逐步回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三口之家成为家庭的主要结构型式。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晋中家庭户均为3.89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降为3.41人。

晋中居民家庭世代结构，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一代户比重占15.59%，二代户占70.81%，三代户占12.26%，四代户占0.3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世代结构又有变化，一代户占21.45%，比1990年增加5.86个百分点，二代户占64.81%，减少6.0个百分点，三代户占13.35%，增加1.09个百分点，四代户占0.38%，增加0.07个百分点。